邱吉爾打納粹德軍，也為了香檳。"Remember gentlemen, it's not just France we are fighting for, it's Champagne"。
法國人，香檳區的人，有更大的stake去為法國、為香檳去打仗。1945年5月8日，德軍就是在香檳區的Reims正式無條件投降。二次大戰時期，最受重創的葡萄酒災區，一定是香檳區。它是如何度過暴政襲來的最黑暗時刻，如何在處於弱勢時與極權抗爭？
原來靠軟、硬、智、勇、奸，五大手段，靈活運用。
1940年6月22日，法國向納稅德軍投降，差不多5年的殘暴治下壓迫歲月，足智多謀的香檳人，靠高度善用資源，及無私無我的精神，共同度過了最難捱的苦難時期。
後世更從香檳人的抗爭，及其後來的復元及成功，領略又發現到，經歷劫難，往往是一個地方涅槃重生的契機。
納粹的指定動作是劫掠和專權，沒有任何酒區比香檳更重傷，單是被佔領的首一周，德軍已豪搶了200萬瓶香檳。霸佔了整個區，自然要苛徵美酒。他們派了一個類似西環契弟的人來當weinfuhrer（葡萄酒監工），確保法國人為德意志第三帝國供給足量足質的葡萄酒。單是柏林總部，便要求每週收到達400,000瓶酒，擺明擠提。
來擺款和揸着雞毛令箭的監工契弟叫Otto Klaebisch，他愛穿軍裝，頤指氣使，又貪又惡，集齊在權力鏈下方的小人之一切卑劣。不像波爾多的葡萄酒監工Heinz Bomers，祗為自己租了一個小小的公寓，Klaebisch有權用盡，他要住奢華架勢的，譬如一個古堡。看見Veuve Clicquot-Ponsardin的宏麗，他見獵心喜，要當時的主人Bertrand de Vogue舉家執包袱搬走，讓他鵲巢鳩佔。
跑數不易，寶貴資產和罕有藏酒不能被搶去，香檳人為保家當為抗爭奇謀盡出。不合格的酒塞，不乾淨的酒瓶，最差的酒，就給德國佬。送運給納粹帝國的酒，他們會刻意送錯地址，唔知點解，唔知去咗邊。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
避免地下酒窖最珍貴的酒藏被奪，他們會建些假牆，把好酒藏在背後，如果這個辦法行不通，像Bollinger香檳莊，便索性把最罕貴的酒全部標籤成：毒藥。
做得葡萄酒監工，Klaebisch不是靠執葉度日的，他也懂酒，能分好壞，他也多疑，會突擊抽查，便發現了Taittinger送來的香檳是劣酒。怒不可遏下契弟傳召了祗得20歲的少莊主Francois Taittinger來問罪，「你竟然敢送有氣的洗碗水來！」年少氣盛又勇武，Francois不甘示弱：「係又點呀，都唔係俾識酒嘅人飲㗎啦！」
他即時被捕入獄。奸、硬、勇之外，為營救弟弟，Guy來見Klaebisch，用軟的。當過騎兵，又是天生的外交家，Guy用他的戰地故事，款待得Klaebisch賓至如歸，一時說他如何喝過用軍刀開的香檳，一時又說酒要倒進盔甲作盛器來喝才痛快。風花雪月稱兄道弟一輪，膚淺的Klaebisch賣帳了：「你贏，帶你弟弟走吧。」
Bollinger的'Madame Jacques'處理契弟高明更多，用智。她是誰？正是說得出世人傳頌的"I drink Champagne when I'm happy and when I'm sad. Sometimes I drink it when I'm alone. When I have company I consider it obligatory. I trifle with it if I'm not hungry and drink it when I am. Otherwise, I never touch it -- unless I'm thirsty"的女士。
對付Klaebisch老娘她自有一套，以禮相待尊重有餘。監工先生來訪時，請他坐一張比較窄的坐椅，以他的身形決計擠得進去那種。如此，整個會面，Klaebisch都得站着和madame說話，自此他再沒上門滾搞了，那「趕客之椅」現在還在酒莊內。
不得不提還有Robert-Jean de Vogue伯爵，他隻手令香檳區的創傷減至最低，5大手段之外他帶來了：團結。聯合所有酒莊成立Comite Interprofessionnel du Vin de Champagne（CIVC）組織，核爆也不割席同一口徑對抗納粹，在出品少、人手缺時，代表組織與Klaebisch周旋講價，避免已在崩潰邊緣的酒區受更大的打擊；更重要是借香檳貨運作掩飾，為英國及歐洲盟軍提供戰略情報，燒希特拉後欄。
後東窗事發，他被捕入獄並判死刑，整個香檳區震怒。引致歷史上，香檳區首次爆發了全方位的罷工：工人、酒農、酒商、管理層一個不留，癱瘓了整個酒區。契弟措手不及抹黑罷工為恐怖襲擊（act of terrorism），更恐嚇會武力鎮壓。香檳人反彈兼無視他，將示威升級。
怕出動軍隊亂局更亂不可收拾，又怕要德軍壓境接手營運酒莊等同自毀，契弟終於讓步「暫緩」伯爵的死刑，群眾運動成功救了他一命。 （後來他被關進集中營，戰後獲釋）
有時不知該打呵欠，還是搖頭歎息好，歷史和極權，總是永無長進毫無新意地不斷重複自己；但對抗任何納粹及極權的意志手段，卻都必須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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