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未有大廈監視裝置（CCTV）的1964年春天，紐約曼哈頓皇后區發生了一宗驚世命案。案中受害者是一位在酒吧工作的年輕女性Kitty Genovese，案件撼動了美國社會好幾十年，不只為爭議殺人者之兇殘，而是一群整整為數38個被稱做「目擊證人」的大廈住客。
2015年Kitty那位經歷了越戰生死坐着輪椅的親弟弟威廉，鍥而不捨跟導演James Solomon一路走訪當年的案發現場，試圖還原真相，拍攝成紀錄片《The Witness》。
這件知名的社會事件，真正聚焦是女受害人在凌晨三點多的回家路上，腳步已抵達皇后區一個罪案率較低的中產階級社區，居然在住處大廈門口遭受到持續37分鐘襲擊及強暴，最震驚是兇手來來回回三次於半小時間施虐的過程中，受害人被刀刺的慘叫並沒有「喚醒」大廈住客出手相救，哪怕簡單如報警；《紐約時報》記者的採訪報道，把人間的冷漠涼薄大大衝擊起社會思潮，因而成為了社會學心理學甚至犯罪學界對Bystander Effect「旁觀者效應」的熱烈討論。
當罪惡發生中，原來圍觀的人越多，能夠加以援助的機率會越少。沉默是推搪是藉口是怯懦是昏庸還是受驚過度？到底是來不及反應抑或是從不願意反應？根據當年報道，大廈的人確實曾經聽到過受害人的慘叫聲，卻沒人前往相救，證詞顯示有人亮過屋內的燈幾秒又再關上；有人試着走到陽台探頭望過半眼；也有人立刻把房間窗簾關閉，若無其事；於是一個活人便在破曉來到前慘烈地瞬間變成了屍體。更令人心寒是那些所謂「目擊證人」往往又會對死去了的鄰居垂頭嘆息，有人更呢喃死者是吧女，遇事好正常的理論，令人髮指。
「旁觀者效應」的心理狀態值得反思。話說一些人會因為身處「環境」保護，就算面臨危難也會表現冷漠，心想既然其他「圍觀」的人都在，所以不是己任不操勞，縱使目睹不平等不公義的事情也不會挺身而出，更遑論勇敢地制止甚至改變。應變能力在遇上人生「不幸」時受到考驗，體現意志質素在於承擔壓力。
假若人生是部推理小說，不是人人也都那麼松本清張或東野圭吾，紅塵滾滾，兇手無處不在。
撰文：陳海琪
藍調時光
廣播人。寫作人。電視節目主持人。一直相信：只有逆風而行，才知道飛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