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荷李活道拐下來，在下亞厘北道雲咸街交界有一幢圓角建築，紅白相間，屋頂烙着1913，關鍵的年份。但它其實建於1892年，本為舊牛奶公司倉庫，1913年才翻修為總經理住所。八十年代牛奶公司遷出，南座駐進藝穗會，北座是外國記者會，簡稱FCC。
九七年前李志已是這兩個地方的常客，他出道早，不到二十歲，憑着天賦已開始職業攝影師的生涯，專拍時裝和明星。人把肚子填飽了就想要好看，城市也一樣，甩掉了貧窮，換上新造的衣裳。李志初生之犢，照片裏凜凜然的，每個人都端正有神，特別好看。他不斷得到機會，當紅模特兒給他拍過了，往後都堅持要找他。後來他拍的照，總給選作雜誌封面。在報攤看到自己的作品，一般人如在雲端，但李志沒有，他知道自己不夠。
為了把自己的圈子擴闊，這個時候，他開始去FCC。每天晚上，他到地下的酒吧喝一杯，周圍說着各種外語的記者，英語、法語、日語……，他聽懂的聽不懂的，有一種異國情調，他喜歡的。因為有太多異鄉人，反倒沒有誰是真正的異鄉人。都知道，離開了這兒，門外是另一個世界。
如果說李志有天份，不如說他有自學的才能。他能迅速分辨誰是冇料扮有料，誰能當他的老師。像在FCC，他認識了保羅，在他身上學習了一些受用的求生技能。保羅是戰地記者，去過很多戰事發生的地方。當然也去過北方的廣場。職業習慣使他在寫完報道後，就不再提及那個地方。你不會往一直流血的傷口挖下去，李志以為是這樣。不，保羅認真說，因為人的感受力有限，一個戰場之後還有另一個，不能把自己的感受消耗掉，要留着一點，備用。
保羅還去過切爾諾貝爾，但他不願多提。你想知道的，都可以在書裏和報道裏看到。可以確知的是，地獄有不同的形貌，而那裏是最恐怖的，因為它在精神上和形體上都把人扭曲到極致。保羅點到即止。要去看是一件很難的事，我記錄，然後我離開。
近年他在東南亞拍攝貧民窟，短暫休息留在曼谷，他也有常去的酒吧，跟一堆外派的記者和攝影師聚首，交換採訪情報。像通訊社的攝影師彼得，就是這樣認識的。彼得來香港的時候，保羅讓他找李志。李志擔任導遊，帶領彼得認識了一些香港的平民區域，不是外國遊客常去的地方，不是香港仔畫舫大澳。彼得想要看真正的香港，不要觀光。李志帶他去天水圍，那陣子有個外號叫悲情城市。
住進天水圍如住進圍城，公共屋邨建構起來的社區，住滿了新移民和邊緣人，命運之獸虎視眈眈，隨時要把人吞噬。彼得說他翻查新聞時，發現曾有一對姊妹手牽手從高樓跳下去，他想去那個屋邨看看。以天字為名的屋邨，一式一樣的建築物，無從辨別方向，李志也幾乎迷路了。
他們在屋邨的球場坐下來，喝着啤酒。彼得說，這就像巴黎的郊區公共屋苑或紐約的黑人區，住在這裏的人早已意識到被貼上標籤，慢慢也住進了這樣的標籤，像甩脫不了的命運。「這裏和中環真是天與地的對比，」彼得說。「而這裏的人，其實也很難可以去一次中環。交通費那麼貴。」
李志在新市鎮的屋邨長大，小時候，他一家從九龍旺角的天台屋，搬到沙田的公共屋邨。那時候，左鄰右里都是同時間搬過來的，很快就互相認識。晚飯時間可熱鬧了，家家戶戶開着門，在走廊互串門子。他媽和隔壁的蘇嬸最熟，有時買菜也一道去，買得多有得平，她們就合買幾斤，回家再分，算起來也更便宜，這是屋邨師奶的智慧。有些特別日子像過年中秋做冬，她們集合其他樓層的師奶供會，要年糕有年糕要月餅有月餅，經濟實惠而不浪費。有次蘇先生入院，李媽也幫忙蘇嬸煲湯給他補氣。這種守望相助的情誼，如舊時月色，任何時候回想都感到皎潔溫柔。前幾年，蘇嬏蘇生隨兒子移民去了澳洲，走廊冷清了下來，李媽嫌生活太安靜了，沒有串門的人聲，常叫李志多回家陪她。
彼得在天水圍拍攝了一天，又去走了一段麥理浩徑，就回去英國。後來他到中東採訪，在一次意外裏，被流彈擊中身亡。李志從保羅口中知道消息，想起他們在天水圍那個球場的下午，看着幾個男孩在場中拋擲籃球，彈吓彈吓。
李志知道自己不是戰場記者的材料，他的鏡頭從來只對準時尚圈，不惹塵埃。模特兒嫁入豪門前，一天換幾套衣裳讓他拍造型照。這些照片，要多夢幻有多夢幻，有時他也搞不清楚，究竟照片裏的世界比較虛假，還是照片外。
這個夏天，李志的攝影棚改在中環街頭。他穿戴着戰地記者的裝備，在催淚彈的煙霧中穿梭，為了拍出最真實的照片，他走得很近，近得防暴警察的警棍打到前面的示威者時，也打到了站在後面的他，然而他的第一反應，卻是死命護着鏡頭。他想起保羅說過的，真正的battle，就是如何保護你所記錄下來的，讓它們不會被消失或被破壞。李志彷彿也看見保羅，在這城市奔跑，做着他一直做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