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和研究小組在上海工作，同隊有個剛畢業即拿到香港某家大學助理教授職位的博士H。大家找一晚慶祝，這年月，博士找教職難於登天。
三杯兩盞過後，氣氛漸漸轉得憂鬱。同行兩位在美國西岸大學教書的朋友說羨慕H能在香港工作，雖然他們供職的大學十足名校，卻要時刻為最基本的生命安全擔憂。這兩年美國校園槍擊案頻發，極右翼抬頭，人文社科類的老師常因在課堂內外的言行收到匿名威脅信。「我們系有個老師在一次Black Lives Matter的遊行中發表演說，演說視頻在網絡傳得很廣，結果整個學系的老師都收到恐嚇郵件，說要在我們的課堂上大開殺戮。」
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學表示無能為力，只能給教授講師安排一些急救知識課程。「我現在上課都站在離教室出口最近的地方，整個人杯弓蛇影。」除了生命安全受到影響，他們也難受校園中人人互相防備、不敢直面說話的狀態。
香港的情形是另一種，昨天相識很久的一位藝術系教授在面書上哀嚎，說學生都在罷課、有的在街上被打被拉，覺得作為老師很無力也很焦急。另一位教授說他在的學系會委任某位教授負責學生心理健康，開放辦公室給感到抑鬱、焦慮的學生。結果一開學就來了好幾個，「來的同學其實還好，因為我可以轉介給學校的心理醫生，給他們提供專業的咨詢，但我看到有很多苦悶的同學還在自己扛，但我沒有權力也不能夠跑去對他說，『喂，你需要接受心理醫生的幫助呀。』那樣不一定是好事。」
眼看罷課已經是新常態，校方和老師都在想方法在這情形下關懷和幫助學生。傘運的時候，中大文研系有位老師自己做了T恤發給大家，白色T上黑色毛筆字：「讀聖賢書，所為何事」。這一句大哉問五年後的今天依然需要我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