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風波引發的年輕人抗爭運動，至今超過三個月，五大訴求政府只回應了一個。令人髮指的濫捕、迫害，昭然若揭，香港年輕人追求的公義、法治與自由，逐漸消失。
歷史總是不斷重複。45年前，殖民地年代中的年輕人同樣處於迷失絕望之中，社會充滿各種問題，當時以服務年輕人為使命的突破機構出現，開辦月刊，陪伴年輕人成長！
突破創辦人蔡元雲醫生已經交棒給新一代，今天突破文化及創意事工總監蔡廉明（Andrew），是他的大兒子，也是本土電影《十年》的監製。
他本來像普通打工仔一樣，畢業後一心想找份穩定的工作，建立家庭，但人生的體會、爸爸的身教，最終引領他踏上和爸爸相同的路上：「今天處境比當年更唔容易，好多年輕人睇唔到有希望，但我哋仍然都要去做，呢個係一個使命！」
撰文：黎明輝
攝影：梁正平 陸智豪
《突破》──劃時代的刊物
沿着沙田醫院旁邊的山路蜿蜒直上，不久就會見到位於亞公角山的突破青年村，綠樹繁蔭，蔡廉明帶記者去到在地下的圖書室，翻開第一期的《突破》，1974年1月15日創刊，賣兩蚊，封面是破殼而出的雞仔，很有象徵性，再細閱目錄上一個一個的標題，大家都感到很震驚！──「香港青年的橫切面」、「蛻變中的香港青年」、「我們的明天」，全部都是現在年輕人最切身的話題！
「嘩，這些內容你會覺得放在今天都好有關，最好笑是有篇係講李小龍成為香港青少年偶像，我哋今日講嘅Be Water，正正出自李小龍。」這本45年前創辦的雜誌，竟然一點也不過時，簡直劃時代，「其實歷史會不斷重複，好多當時嘅問題，好多嘅處境，其實冇解決。《突破》最初係回應香港文化，帶種先知性嘅聲音，所以係劃時代，可以向唔同年代嘅年輕人發聲。」
雜誌起義 抗衝社會問題
48歲的蔡廉明，在《突破》創刊時只有3歲，但他自細已從爸爸蔡元雲醫生身上，聽到好多有關《突破》發展的故事。
「香港當時經濟起飛，但都有好多社會問題，黃賭毒係比較明顯嘅問題，亦有好多迷失嘅年輕人，當時突破就用抗衡文化為主題，透過雜誌打一場街戰，希望喺香港立足一本有意義嘅雜誌。」只是，這場街戰仍未完結，而突破關心的，依然是年輕人的處境，是一種同行的態度。
「唔同年代有唔同處境，做青年工作同處境好有關係，80年代，中國要收回香港，好多人移民，當時就想起，突破作為年輕人機構，年輕人走唔到，要留低，所以就以尋根植根扎根為主題，探討作為一個中國人，根在哪裏？當時在佐敦成立的突破中心亦慢慢有書廊、出版社，又成立影音中心，當年第一套影音製作就係叫做根，我哋叫多元影像，其實是幻燈片，好多張幻燈片投影成為會流動嘅影像。」
「去到90年代，當時好想有個俾年輕人嘅地方，訓練21世紀嘅領袖，於是向政府申請地方，建立咗突破青年村，1996開始事工，最初有幾個館，資訊館、文化園、創造坊、更新園，用唔同角度回應年輕人嘅需要，都係同處境有關，覺得21世紀是屬於年輕人。」由始至終，突破的關注點，都是年輕人的生命成長。
信任──視年輕人是未來
「好多年前有個領袖訓練計劃，有句口號，there is a leader in you，我哋相信每一個年輕人，無論成績好唔好，咩背景，我哋都覺得佢可以成為領袖，需要更多嘅鼓勵和信任。現在政府所講嘅與年輕人同行，可能只係從就業、房屋出發，看似實際，但同年輕人距離好遠，今日嘅年輕人，你問佢想唔想買層樓，佢未必想，有時你要明白佢哋嘅需要係一個點樣嘅處境。」
今次反修例抗爭運動，政府完全漠視年輕人的訴求和處境，蔡廉明感到很悲哀。
「現今年輕人要求公義，覺得社會無公義唔得，要為自己未來，為香港未來，去爭取過去香港所擁有嘅核心價值，自由、法治、公義，但政府都唔去聽，所有訴求唔回應，只係不斷譴責指摘佢哋，唔係設身喺佢哋角度去諗，作為年輕人當然會好憤怒。」
寫遺書控訴 比傘運更悲
「這種憤怒我覺得比起幾年前雨傘運動嘅無力感更大，有幾個年輕人自殺，以表達一種絕望，好多抗爭者嘅背包寫定遺書，佢哋將條命都拎出嚟，我覺得作為青年工作者，見到咁樣係好可悲，佢哋唔應該得到咁樣嘅對待，政府唔應該漠視呢班年輕人，完全唔理佢哋，喂，大佬，一國兩制應承我哋50年不變，而過去10年我哋就睇住呢個承諾一步步被破壞。」
「以往我哋係唔需要恐懼，今日嘅年輕人就活係恐懼、活係白色恐怖嘅處境，我覺得好悲哀。」
和很多年輕人一樣，在美國讀電影的蔡廉明，畢業回港後一直也在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和價值，當時碰着互聯網熱潮，於是他便投入IT市場，想法和普通打工仔一樣，希望工作穩定，建立家庭，也沒想過跟爸爸一樣做年輕人工作，「我爸爸成日都講，做青年工作要有個使命，佢都有問我有冇，但坦白講我當時都唔知自己使命係咩，佢冇push我，畀好多空間，叫我自己諗啦。」
重病──認清人生方向
直至一場重病，蔡廉明才認清自己的目標。「十幾年前，我有個病，個腦有個大腫瘤，我一直好健康，有事之後，我父母和太太好擔心，我記得我去做手術做咗九個鐘，爸爸緊張到衝入手術室。
腦瘤割除，頭腦也清醒過來，「回想起來，自己讀電影出身，其實都好想透過媒體，做青年工作，唔係爸爸叫我要點做，而係佢一直鼓勵我搵自己條路，無論我做咩都好，佢點都會支持我。」
「佢係出面講好多嘢，但屋企唔係講好多，但我見到佢言行一致，我係好欣賞尊重佢。」結果，十年前蔡廉明加入突破，希望藉媒體網絡推動年輕人文化及創意空間，工作的地方除了在突破青年村，也包括位於佐敦吳松街的突破中心大本營，「佐敦我哋有個創意共享空間，搵對創意文化、文創產業有興趣嘅年輕人，開唔同嘅工作坊，亦會透過網上媒體接觸年輕人。」
身為蔡家後人，他笑說不是承繼爸爸事業，只是大家一齊做，「我細佬都喺突破唔同崗位工作，一家人喺度做，唔係咩家族生意，但大家都係愛香港嘅年輕人，好想見到佢哋成長。」
《十年》──由絕望到美麗
年輕人的想法，往往打破框框，四年前，蔡廉明監製本土電影《十年》，找了五個香港年輕導演，要求好簡單，放手讓他們想像十年後的香港，然後他們各自拍了短篇影片，成為《十年》，上映後引起廣泛討論，更奪得第35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戲裏很多情節，都已經陸續在香港應驗，回想起來，他說很多是意料之外，但最感動他的，卻是父親對電影觀感的改變。
「我好記得，當年拍完《十年》，有個rough cut（粗剪），我叫爸爸嚟我屋企睇，佢睇完有幾分鐘完全冇出聲，我諗死啦，咩反應呢，佢話拍得好沉重，覺得社會唔係咁灰嘅，個刻我有少少覺得佢唔明白我哋嘅想法，之後佢都係覺得唔需要拍到咁沉重，但當套片上啦，佢再去睇，我覺得佢明多咗年輕人嘅處境，其實真係去到好絕望，佢話電影就好似聖經入面一首哀歌，我覺得有佢嘅肯定，好開心。」
訪問當日，《十年》「自焚者」導演周冠威出席突破中心一個工作坊，與在場的中學生分享電影創作，他說：「自焚者係好絕望，但係都有盼望，兩者好弔詭地同時間在片中出現，問題係，你願意為香港犧牲幾多？二百萬人走咗出來，用佢哋嘅智慧同政府周旋，力量好大，唔理，要出來就出來，做啱嘅事。」
蔡廉明說：「雖然現在社會情況不斷惡化，但你見到香港人好多美麗嘅圖畫，對美對善嘅堅持，對公義嘅堅持，你仍然見到，呢個係好重要，你問我，五年之後都係會差落去，差成點唔知道，但有啲嘢依然值得我哋去堅持。」
此際耳邊響起80年代陳百強的名曲《突破》：「求突破，衝障礙，時代會因你多變改。」年輕人，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