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後見到學生，恍如隔世。聽他們在媒體實習的故事，有驚險也有難堪，這暑假是他們的啟蒙禮。
前一晚才談了幾小時的受訪者，翌日在社交媒體透露死念。這一刻記者應否化身社工聯絡他？這有沒有違記者操守？一名二年級學生掙扎了好久，最後還是忍不住撥通電話，幸好那人在最後關頭轉念了。盡力挽救生命乃是人性，本沒什麼好掙扎的。
剛看完《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作者是記者川本三郎，時代背景是全共鬥火紅年代過後的日本。他記述自己作為《週刊朝日》記者介入事件以至闖禍的經歷，才真正是踰越界線。
那時候的社會運動，媒體介入頗深，其他記者以採訪車送傷者到醫院，尚可以人道主義解釋，替農民運送武器就過火了。1972年，作者入行才三年，年輕人同情學運份子是常事，同時又想揭發獨家故事。有自稱赤衛軍成員向他透露，自己到自衛隊基地搶奪武器時，殺了一名自衛隊人員，作者興致勃勃帶疑犯回家做訪問，更讓他在家中留宿。那人把死者的警衛臂章交給作者保管，作者又竟然收下，最後更擅自銷毀臂章。
川本一直本着保護消息來源的原則，沒有向警方洩露殺人者的身份，泥足深陷不能自拔，警方懷疑他與殺人者合謀亦百辭莫辯。最後被控「湮滅證據罪」，法庭判處十個月徒刑，緩刑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