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人展開有史以來最可歌可泣的民主運動時，我躲在小樓裏編輯一本以「民主」為名的小書。書的作者Bernard Crick爵士生前是倫敦經濟學院教授，他最有名的一本書是《為政治辯護》，然而他寫這本民主小書時，並不用「為民主辯護」為題。他很清楚知道，「民主」是一個挑起戰端的詞。關於民主的討論永無盡頭，沒有定論。書寫成於好幾年前了，那時候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局勢未免令他感到沮喪，他說資本主義和資本家的道德感和責任一樣強大，同樣脆弱。他來不及看到香港人的民主追求。這次出中譯本，我用了一張香港民主遊行的照片作為封面，從反國教、雨傘運動到今年的反送中，香港已走上了舉世矚目的民主征程，理應成為這本《民主》的一部分。
作者並不認為民主總是一個好東西，對民主的歡呼應有所節制。但是，作者依然強調，無論怎麼說，民主總比舊式蘇聯和現在的中國模式更為可取。他沒有花太多的篇幅討論中國，但問了一個很實在的問題：經濟成功能否完全將中國人的思想從政治和民主的問題上移開？他說這只是羅馬帝國「麵包和馬戲」在現代的典型例子。
麵包和馬戲，是古羅馬諷刺詩人尤維納利斯說的，指羅馬民眾不再關心其天生享有的政治參與權，他們唯一關心的是「溫飽與娛樂」。這大概就是九七年北京口中的香港，「馬照跑舞照跳」、「繁榮與穩定」那個意思。這大概也就是在香港人不認命走上街頭追求民主自決時，政府只懂得拋出小恩小惠的膚淺愚民手段。Bernard Crick說，我們總是在與一些基本的誤解作搏鬥。比如他說，民主的根本理想是自由，這種自由既是參與決策的政治自由，又是按自己的意願生活的個人自由。比如他還說，執政者要知道，要想有人追隨，就必須傾聽他人，對你來說，那就是民主。
以前這種書本裏的抽象概念，現在，如今領略到暴政的香港人好像一下子都明白過來了：民主，不是暴政。但Bernard Crick還是提醒我們，我們至今沿用的幾乎所有的政治詞匯，仍來自希臘和羅馬：獨裁、暴政、專制、政治和政體、共和國、參議院，城市和公民等等，除了一個屬於現代的可怕的發明，即「極權主義」。他說：「它不為人知也無法想像，若不是民主作為多數人的權力而得到發明和傳播，這個概念本來也不可能產生。」相尅相生，更殘酷的警醒是寫過《舊制度與大革命》和《美國的民主》的托克維爾說的：「實際的革命，只是加速了曠日持久的中央集權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