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員阿Nok年約30歲，是公立醫院護士，自6.12開始，下班後只要有任何反送中行動，他就會穿反光衣、帶備醫療物資來到現場。隨着反送中示威模式變化，他與拍檔開始走出帳篷，遊走示威者與警方防線之間，直至警方完成清場，他們確保現場所有傷者都已離開才收隊回家。他所屬的義務急救隊的每個成員，6月時做夢也沒有想過要走到這麼前的位置救人，「𠵱家你見到啦，我作為護士，企到去子彈前面喇」。
記者：趙曉彤
攝影：何頴賢
阿Nok參與的義務急救隊，成員約有15人，背景各異，記者所採訪的五人裏，阿Nok和阿祺是護士，阿嘉是急救員，阿狗是行山背包用品店店員，阿Jim從事攝影創作，6.12本來是到金鐘拍攝現場情況，後來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混亂裏，傷者眾多，他有急救牌，就主動加入了當日遇見的急救隊伍。自此，他每次都以急救員身份來到現場。他們的團隊，有些在Telegram群組認識，有些在現場相識，從6.12開始一路走來，通常是四個人組成一小隊一起出動，來到前線就再分成兩人一小組，一組在前線，一組作後援。
"唔講政治有幾難？但見到唔公義嘅嘢，發展到人身傷害嘅時候，我作為醫護，係要行出嚟。"
反送中運動至今已兩個多月，每有行動，他們都派員參與，五人都說，現在是打兩份工，一份賺錢，一份貼錢。為何堅持參與？阿Nok表示：「我作為一個醫護人員，我唔同你講政治有幾難？我作為一個廢中，我唔同你講政治有幾難？我有穩定工作、穩定收入，咁但係你見到唔公義嘅嘢，你見到強權壓迫，特別當你發展到人身傷害嘅時候，我作為醫護呢行，係要行出嚟。」
最初的參與，即6.12至7.1期間，他們會在運動現場找一個安全的據點，設置帳篷、桌椅，放置大量醫療物資，並用白紙寫明是「救護站」，阿Nok和阿祺這些較有醫療知識的護士可以坐在帳篷下，坐等其他人抬傷者過來，才慢慢醫治。要走到前線的急救員，通常是替中胡椒噴霧或催淚彈的人洗眼，剛學識處理也可以跑上前線幫忙，夠勇敢就可以了。
但當示威者的戰線越來越長，例如從銅鑼灣到西環都有示威者，他們就開始在示威區裏取一個中間點，找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來存放物資、作為休息和通訊的地方，但所有救護員都要在示威區遊走。到後來，當示威者越來越be water，他們為了with water，只能帶着自己要用的物資輕裝上路，所有救護員都遊走在所謂的「前線」，且再也沒有休息和補給據點，因為根本不知道示威者的下一站在哪裏，而同一時間，是幾個不同位置都有示威。
Jim說：「因為你唔跟住佢，基本上唔知佢下一步去邊，知去邊都未必趕得切去幫佢哋進行治療，跟唔到傷者，係我哋最唔開心嘅事。」Be water除了令他們跑勻港九新界，同時因為每次示威人數都不會很多，可能只有數百人，令示威者很難再分成前、中、後排，急救員來到，就只能與示威者一起站在前排。不過，他們認為示威者be water也有好處，就是少了人受傷，也少了人被捕。
兩個月前，他們仍是坐在帳篷下面等傷者，現在卻往往在示威者與警察防線之間尋找傷者，當防暴警察向前推進防線，他們就會貼牆站立，待警方清場後，他們會走到被拘捕、被鎖上手銬的示威者前，問對方有沒有受傷，再問警察可否處理示威者的傷勢。他們表示，示威者被按在地上，總是會受傷，如果是手腳，他們會為對方做初步治療。有時，他們看見被按在地上的示威者「成塊面食晒沙」，就走過去替他們沖走泥沙，覺得是人道，「我唔幫佢沖，48個鐘都唔會有人幫佢沖」。
示威者外，他們也會幫忙疏散因催淚彈濃煙而滯留現場的途人，「點解要行得咁前，係因為唔係個個都好似我哋咁齊裝，好多市民都係零裝備之下硬食」。阿Nok表示，所以他們必須把市民由危險區域帶到安全區域，再給予醫療幫助。像8.11尖沙嘴那夜，阿Nok與阿狗協助疏散困在示威附近一幢大廈大堂的人，當時煙霧瀰漫，疏散完畢，他們又再外出尋找傷者。
當他們來到彌敦道、與警署隔一條馬路的位置，他們發現已置身在槍林彈雨之中，只能躲在巴士站廣告牌後躲避，此刻，一發子彈在阿Nok的30厘米距離飛過，發出一聲巨響，因為子彈沒有爆開和冒煙，阿Nok知道這不是催淚彈，但不確定這是布袋彈還是橡膠子彈。此時，他們馬路前面的巴士站前，一個少女的頭部中槍了，當時，他們只覺得有人中槍不出奇，「因為係咁射，總會中」。他們想跑過去，其他人按住他們，說已有急救員幫她了。回家後，看新聞，他們才知道少女是被射中右眼。
他們身穿的，是反光衣不是避彈衣，在現場常常面對受傷風險，而同時，他們是自稱的急救員，並不是任何政府認可團隊，所以他們也害怕會被檢控，說他們是非法集結。甚至，阿祺拿着物資和裝備前往現場時，也非常害怕被警察搜身，即使她身上有護士證件，似乎也不能合理地解釋她為何有這麼多物資。不過，來到現場，他們就會壓下情緒，專心找傷者、救傷者。他們說：「錫身就唔好做救護。」
即使他們可以壓下種種害怕的情緒，卻有一種情緒是難以消化的，就是傷者不肯到醫院求醫，因為害怕被警察拘捕。他們表示，在現場被送上白車的人，往往是因為不清醒，無權選擇上不上白車，而很多傷者明明呼吸困難、心跳過快、血流不止，「清醒程度有啲低分」，而救護車就停在旁邊，也堅拒送院治理。阿祺表示，有些被扑爆頭的傷者傷勢嚴重，她認為對方很需要到醫院檢查腦內有沒有出血，怕對方有可能中風，她希望對方可以得到及時和適當的治療，「我覺得好恐怖係點解一個人生命受到威脅，而醫院係佢需要去嘅地方，而佢哋驚到唔肯去呢？」
示威現場，往往有大量傷勢嚴重卻拒絕送院的傷者。阿Nok說：「我作為專業醫護人士，當我判斷你係需要入醫院嘅時候，唔係講笑啊大佬，你係真係要入醫院，但你唔聽、唔肯入，我會擔心你會點，你係諗住唔搞？唔搞唔會好，只會繼續係咁流血。」
＂兄弟爬山，各有各做，只要有示威者嘅地方，我哋急救員都一定會喺後面stand by。＂
有一次，他在街上勸喻一個被扑爆頭的示威者必須到醫院縫針時，防暴警察突然推進，混亂中傷者擺脫了他、被朋友接走。一切都令他匪夷所思，「我作為喺醫院裏面做嘢嘅人，我唔會覺得醫院對於市民嚟講係一個唔安全嘅地方」，但很多人，不論是示威者或路過受傷的，受傷那刻最擔心的不是自己的傷勢，而是急症室多不多警察，或當日當值的護士到底是黃底或藍底。
傷者拒絕送院，而急救員無法在街頭給予傷者更好的治療，為他們帶來巨大的無力感。阿祺表示，從來不怕示威者的任何傷勢、不怕他們的槍傷、不怕血淋淋的傷口，「唔係驚呢啲，最驚係自己做唔到嘢」。同時，因推測錯誤而無法及時到達「戰場」，或是少女在他們對面車站中槍卻甚麼都做不到，也令他們收隊後、回家時感到非常無力。阿Nok說：「無論你喺前面救幾多個、幫幾多個都好，你有啲嘢係見到，然後你做唔到嘢，嗰種無力感係冚唔到。」
他們認為，政府必須盡快回應五大訴求，阿嘉說：「政府一日漠視嗰五大訴求，一日就會有更多衝突，造成更多傷者，係我哋作為一個急救員最唔想見到。」他們希望對示威者說：「兄弟爬山，各有各做，你哋無論做啲乜嘢，我哋核爆都唔割，只要有示威者嘅地方，我哋急救員都一定會喺後面stand by。」訪問結束前，阿Jim小聲說了一句：「香港人，我真係好愛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