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頓貝里父母是布魯姆斯伯里中堅份子，自幼耳濡目染，加上求學時接受嚴格歷史系訓練，追憶童年往事不但通透爽朗，而且帶着反叛書香世家子弟的撇脫，薄薄一冊百來頁，言簡意賅條理分明，論述的雖然是舊人舊事，半世紀後讀來毫不過時。當然，如果香港不是搞成現在的局面，我最多讚歎他對小圈子各段甚囂塵上的同性情誼以不寫之寫手法處理，在一九六七英國同性戀尚未合法的年代，既大方得體又不左閃右避，甚至誤打誤撞和二十一世紀初的政治正確碰個滿懷──因為種種原因堅決反對黑白分明定性攣直的若水論者，一定引貝里先生為啟蒙老師，死牛一邊頸硬撐搞基搞到世界末日的清一色教徒，也大大鬆一口氣，事關這些先賢中途變節的個案層出不窮，連最一條心遨遊後花園的鄧肯格蘭，也「一時糊塗」和女閨密啪啪啪；但社會群魔亂舞，不必入到七月二十一日的元朗，與惡的距離也越來越近，焦點難免聚集在相關金句，頻頻被弦外之音驚出一額汗。
譬如這段：「時至一九一八年，英雄主義已大打折扣。戰前物以稀為貴，英雄是少見的、被高高推崇的個體，然後在成千上萬的群眾中傳開來，首先通脹，繼而貶值。更甚者，大家開始看到，起碼在這場戰爭，英雄主義其實是相當面目模糊的一回事，領導人、政客和將軍，都更像牟利的商家，某程度的懷疑，某程度的不安，取代了一九一四年榮耀式的肯定。」恕我慣性跳線，又試非法盜用張愛玲：「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卒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趁還有月餅食，食月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