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朗鄧氏原居民鄧國騫，是八十後藝術家，從出生至今，都住在數百年歷史的錦田永隆圍。他說，一直都知道城市人對圍村人的印象不太好，往往聯想起「鄉黑」、「套丁」、「惡形惡相」，而7.21的元朗恐襲事件，更令圍村人的形象一落千丈。事發後，他那些原本在錦田圍村住村屋的鄰居好友，竟然都立即搬走或另覓住所，他不知道大家是杯葛圍村還是恐懼圍村，他也笑說覺得圍村生活仍然很安全也許是「自己騙自己」。只是，他認為外間人對圍村人的看法，與圍村人的真實政治取態，存在巨大落差。
記者︰趙曉彤
攝影︰梁志永
阿騫在7.21元朗恐襲後，第一個反應是「愧為村民」。當日的事，確是改變了他對圍村人的想法。他說，自己的圍村生活一直太平，即使「官商鄉黑」四字，也是從媒體報道裏認識，因為這些東西，假設真是在圍村裏存在，在日常生活裏也是無從看見的。那夜，他非常驚訝於一些只能存在於地下的黑勢力，原來可以公然地在地面作惡。他本想把「愧為村民」寫在社交媒體網頁，後來沒有寫，是怕其他人過度解讀他這句說話。「因為不少圍村人的意見中立，而靠攏建制的人是相對有他的崗位、他的勢力，那些是很少數人，所以如果寫一句這樣的話，我怕令人更誤會村民原本的想法，最後就沒有寫。」
他認為，外界對圍村人的印象，與圍村人的真實政見，存在頗為嚴重的認知落差，因為圍村人大部份是不問世事、政治中立的。而這種認知落差，源於圍村總是被一小撮撐建制的人代言了，在圍村裏，常常看見大量撐建制的橫額，這也加深了外界對圍村人「撐建制」的印象。但鄧國騫以他自己為例，他內心不支持這些立場，只是任由對方掛橫額。圍村裏，不止他一個人是「沉默」的反建制。不過他說，其實他可以跟任何人講述自己的政治立場，只是沒有人問他。
「這麼多年來，最後捍衞了甚麼？」
阿騫是家中獨子，他出生時，圍村已不是那種家家戶戶等閒也有十個小孩的時代，普遍家庭都是一兩個小孩。從小到大，他都在元朗生活、讀書，那時未有西鐵，香港市區與他的距離很遠。他與鄰里的關係極佳，彼此都是親戚和朋友，他記得有整整十年時間，他與同樣住在圍村的親戚小孩，就在村中空地和破屋跑來跑去，或到彼此家中玩耍。在圍村出生，自然會有一個親密的「基礎朋友圈」，對世界的認識也不一樣。例如，他小時候以為世上的夜光之物只有月亮，所以每逢中秋，他都會到天台賞月，同時，家家戶戶都會在天台掛燈籠、吃月餅。親密的鄰里關係，以及村屋這安穩住所，令他從未搬離圍村，也沒有想過要搬走，「其中一個原因是這裏的根太深」。
鄧氏原居民這個身份，給他最大的感覺，就是一個扎根在香港的家族，可以在香港找到相對應的家族歷史，「好像和香港一起走了幾百年的時光，（香港歷史）和自己的宗族多少有些關係，有不少故事可以追尋」。然而，這群早早來港定居的圍村人，「最後為何會落得今日的形象？我覺得必須要重新提出來思考，村民這麼多年來，最後捍衞了甚麼？」
在他眼中，大部份圍村人也沒有思考過原居民對香港有一份責任，「他們未必對香港的歸屬感很強，對村的歸屬感可能強一點」。然而，他認為圍村人既然在香港生活了漫長時光，就應該對香港負上若干程度的責任，特別是他們與香港歷史一路走來，其實也是整個城市發展的享用者，因此，圍村人與香港人在他眼中是一個共同體，而非兩個分隔的群體。「但鄉村只令人聯想到鄉黑，誰會覺得這裏可以提供到一個較正能量或有希望的故事？這對我來說，是村民沒有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雖然阿騫一直在圍村生活，但由於爺爺與父親都沒有積極擁護共產黨，所以從未向他灌輸「親共」、「親建制」的思想。中小學的日子，他像其他圍村人一樣，沒有政治立場，也不關心政治，成年人說要支持誰，他就支持。直至十八、九歲，他終於為了看藝術展而第一次到港島，然後，他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與同齡人一起受反高鐵、保菜園村等社會運動啟蒙，開始思考民主與自由，而同一時間，他的爺爺幫他申請丁權，他因此留意到「丁權」如何令圍村人傾向建制，那是因為要使用丁權來建屋，需要靠村長證明自己是圍村人，並協助處理申請批地，換句話說，就是要找建制幫忙。
自認「蚊型既得利益者」 利用村屋搞藝術
但無論如何，他所接觸的圍村人，大部份仍然是中立的、不問世事，而非「撐警」、「撐建制」，因為圍村人總覺得外面的世界距離他們很遠，就算外面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其實也不會影響到圍村生活，所以圍村人大多是「搵食行先，或生活行先」，他們甚至從未有民主和自由的概念。對建制的靠攏，大概也是「多些油水」而非真心支持，但卻也正正是圍村人從來沒有思考民主、自由，平日又不會主動接觸多元資訊，於是一有利益就會很易變成靠攏建制，甚至很容易被誤導。同時，由於他們有村屋、有自己的生活，故難以理解破壞現有秩序對他們來說有何好處。
不過，據他觀察，圍村這種資訊封閉的生活，其實已有大轉變，「因為大家可以上網」。雖然，他的同代圍村人，仍以不問世事佔多，但他也認識一些七十後、八十後的村民會去支持抗爭者，只是回到圍村，所有政治話題也會一句起兩句止，大家明知無法以言論改變對方，特別是圍村人的上一輩大多有點看不起下一輩，大家份屬親人，不想反面。不過，「反送中」的圍村人保持沉默，就更容易令外界認定圍村人就是站在建制的一方。
訪問當日，也有六十多歲的圍村人告訴記者，自己是反送中、不支持警察的，但說話時帶點緊張，壓低聲量，也不願公開身份，說是因為他那一輩人始終和圍村其他人的關係千絲萬縷。阿騫卻認為在「反送中」這件事上必須表態，因為這場運動有很多人作出了犧牲，他認為自己沒有理由不表態，因為表態至少可以給身邊的人一種精神上的支持。
生而為元朗鄧氏原居民，阿騫說，雖然大利益有排也落不到他的手中，「所以說話可以大聲點」，但他確實也是一個「蚊型既得利益者」，因為他一直住在父親的村屋裏，並利用這村屋的空間來進行一些社區藝術項目。他知道，不少從事藝術工作的人，都需要租用一個面積較大的工作室，如果他要負擔這筆租金，他未必可以如現在一樣，十多年來也是從事全職藝術家的工作。
他反思，作為蚊型既得利益者，他的丁權是否可以開放給社會？他表示自己抱着「食窮民建聯」的想法，一定會行使丁權，而暫時的想法是以青磚興建這幢村屋，保留傳統圍村建築的美感（永隆圍的大部份村屋已不再是傳統青磚建築），同時也會利用一層村屋空間來辦一個藝術家駐留計劃，免費招待藝術家居住，而所需營運費用則由市價租出的另一層空間來抵銷。
互聯網打破 資訊封閉局面
他不知道其他圍村人，可會像他一樣思考自己的「既得利益」，但他表示，不論是甚麼年紀的圍村人，只要願意多接觸不同資訊、多反思，其實也有機會改變政治取態。像他的母親就是在反送中運動獲得政治啟蒙，竟主動約他參與九龍遊行。當日，母親挽着他的手，很羞澀地在人群中喊口號，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兩代關係修補的渠道。
鄧母看了大量震撼的年輕人受傷影像，吃飯時與他討論的。他質疑母親不斷提及反送中運動，卻從來不外出參與，是「齋講」。就是這樣，母親要求與他一起到九龍遊行。及後，他認為遊行現場變得危險了，不敢帶母親出動，但回到家裏不見母親，才發現母親獨自到了金鐘，他只能在電話裏跟母親說：「不要留太夜，也不要走得太前。」7月27日，為了回應元朗恐襲事件，他的母親特地到了西鐵站幫忙處理花束；當時其母仍在西鐵站，警方已在街上施放催淚彈，他只好立即致電母親：「你快點走吧！」
由於圍村人習慣少談政治，阿騫無從理解這兩個月來，圍村人的政治取態可有受反送中影響。他所住的圍村外，有一家小食店，老闆也是住在永隆圍，8月初，他看見店舖貼了一張紙寫着「下星期一休息」，回家後，他才想起下星期一是8月5日，他的圍村街坊是在響應罷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