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知堂回想錄》，附有「許寶騤題周作人手書雜詩」的圖版。該原件已入上海圖書館特藏。侯門一入，讀者是難得一見了。日前筆者曾有文提及，唯限於篇幅，言有未盡。今重拈舊題，再加披瀝。
那題跋原件，我初見於十多年前。那次赴京謁訪安晚堂主黃苗子先生，談次，苗公忽賜觀周作人手書雜詩冊，並囑細讀冊後的題跋。此前我已稍聞有「周作人任偽職」的歷史論爭，因之讀時亦有所會心。但讀畢奉回，相視頷笑，蓋苗公年德俱尊，能笑而不論，該更省事。
該題跋重點不在《詩冊》，作者許寶騤只在「借題發揮」。今節錄如下：
「華北淪陷期間知堂翁之出任教育督辦偽職，余從地下工作利害考慮，實游說而促成之……頃者苗子尊兄以翁手書雜詩若干首都一冊出示屬題，中有在南京獄中之作，余摩挲吟詠，棖觸萬端。世歷滄桑，人隔明冥，時逐逝水，事付煙塵。翁之學術文章自足昭傳久遠，而出處節操且由後人評說。……一九八七年春介君許寶騤書於北京，時為盧溝橋事變五十周年前之四月也。」
跋文自承當年游說周作人出任偽職，文中所謂「至於余之於翁，竊自以為論公差得兩害取輕之理，於私殊失愛人以德之道。言念及此，愀然傷懷矣！」這是自責，頗有「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歉疚。於是許氏一直有為周作人「表襮」之心，這正符傳統「友道」中的「死友」之義。
共和之初，周作人對前途是有憧憬的，1951年曾上書毛澤東。以未得覆音，更把上書錄示周揚，有謂：
「現今相信政府最講情理，自己的事可被了解，有如溺水的人望見了救生船，不免又有了希望。」
似因「天意高難問」，信中有說「相信你是肯看而且理解這信的人」，這又似是在指說此間有「不肯看」或「不肯理解」的人。
不過，周作人似乎是錯怪了，據唐弢《關於周作人》（《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5月第61期）透露：
「從周總理那裏，聽到毛澤東主席看完書信後說的幾句話。毛主席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大概這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月支200元（以後改為400元）的依據。」
此事相類於《文獻家通考》（頁1309）所載的，「王震曾言及：毛澤東在世時談起葉德輝，以為若不殺，留其性命，則於學術研究更有利。」
法外憐才，該是美談，但「文化漢奸」既經御口親封，又怎翻案呢？
1986年南京的內部刊物《文教資料》第4期刊出一組「關於周作人的一些史料」，其中沈鵬年記錄整理《訪許寶騤同志紀要》最為矚目，文中許氏強調周作人對出任偽職，初有猶豫，後聽到『這是共產黨方面的意思，便不再堅持了。』此引語不知是否是許寶騤原話，也可能是口述記錄不準確，因之由此說引發爭議。而同年十一月北京魯迅博物館舉辦了「敵偽時期周作人思想、創作研討會」。許寶騤在會上發言，明確指出：「我向周作人游說時，並未說出黨的關係。」但許氏又暗示：「若沒有他（指中共北平特委書記王定南）的同意，我是不會進行這項活動的。這算不算黨組織的決定？我不清楚。」
地下工作礙於人事、環境和守則，往往是有難言處，又何況是四十多年的舊事重提，更又何況許寶騤只是啣命而往，數十年後作口述歷史之訪問，其所述自然不能如數學程式那樣準確如人意了。
好在八十年代這場風雨，最後似乎誰也沒說服誰。蓋文獻不足徵，而居間與事的老輩多已凋謝，自然難有絕對的答案。於是許氏的發言文章陸續在《團結報》等報刊登載之後，又藉苗公所藏周作人手書雜詩冊上題跋，順便一吐積愫了。
舒蕪在魯迅博物館那個討論會上也有發言，對《文教資料》所描寫的周作人提出了三大疑點：
前兩疑點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且不論。而第三點，是：「他（周作人）那麼渴望在人民政府之下『自己的事可被了解』，為什麼自己的最大的一件事（筆者按：指周出任偽職『這是共產黨方面的意思』）偏偏不向人民政府陳訴呢?」
筆者謹按：舒蕪是問到要害。但由舒蕪來問，卻似乎是反諷。因為舒老也是「曾經此苦」的過來人。若反問：當年「胡風信件」的真相，何以舒老又不把「自己最大的一件事偏偏不向人民政府陳訴呢？ 」卻要隔多年才抖出來？
舒老學問好，當知孟子的「不為」和「不能為」的分別。更直接的說，那年代就根本沒說真話的「氛圍」。
試想：解放初那六年，那「土改」「鎮反」「批武訓」「三反」「五反」「批清宮秘史」「肅反」「批梁漱溟」「批胡適」「反胡風」「批俞平伯」等等，嚴肅問題都令社會忙不過來，人們「避嫌」還來不及，誰肯為「保釋漢奸」而頂風論事？到1957年，情況更惡劣了，民主黨派從中央到各城市領導人，幾無一倖免地成了「右派」，許寶騤沒有例外，待罪之身，更遑論為「漢奸」表襮呢？
反右期間，有問魯迅在世會是如何？答案是﹕「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見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
可以想見，作為哥哥的魯迅尚且要「閉嘴」，那麼作為弟弟的周作人，那「翻案」還堪聞問嗎？進入了「文革」年代，冤假錯案更是制作方殷，那時聽真話也要勇氣，更何況是說真話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