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災先兆，為全民皆股。不少股民，對公司盈利、負債、市盈率都全無認識，便如黃子華所言中了「冧把降」，把財經演員的股市預測念茲在茲、恪遵力行，彷彿不辭工瞓身狂炒，便是愚笨得無可救藥。當泡沫戳破、股市崩潰，也就落得損手敗家的下場。如今「管災」之際，卻是全民皆政，即使對國際關係、經濟策略毫無認識，也對法律政制、政府運作一竅不通，也可以因為報刊或網上的一偏之見，挺身盲撐瞎討，儼如中了「口號降」，不少更成為鍵盤上的勇武派，不斷磨拳擦掌、唯恐天下不亂。見過最無恥無知的，是已移民北美的「愛國人士」，凡見參與反修例遊行的便扣上「賣國賣港」的帽子，但三年前卻為特朗普搖旗吶喊，為這位近日自稱「對付中國chosen one」的美國總統作護旗手。
每個人通過遊行也好、衝擊也好、轉發影像信息也好，都站在特定的防線內參與或打擊這場「反逃犯條例」引發的風波。言論自由是一回事，但在完全不掌握數據、事實的情況下，便因昏過頭的民族主義或政治立場亂寫一通、亂喊口號，卻是另一回事。當社會上對立的群眾都如《鬼眼》（The Sixth Sense）的冤魂一樣，只看見自己想看的世界時，分裂的鴻溝只會愈來愈深。
創設互聯網的「初心」，應是讓資訊更易流通、思想更為自由，但事與願違，互聯網令不少人變得封閉孤立。「初心」只是理論上推演資訊普及的世界，卻算漏了人為因素。我們選讀資訊的習慣和模式，以至社交媒體因商業考量而設計的演算程式，自動為我們篩選合乎口味、政見、興趣的帖文，都是令我們世界觀變得狹隘的重要關鍵。
如今所謂「藍絲」陣營，互相鼓勵吶喊傳閱的短訊、圖片、報道、評論，都不是「黃絲」陣營會接觸得到；反之亦爾。但這類資訊，經由巧妙剪接、偏重角度等，往往為事件蓋上一層或藍或黃的濾鏡，經兩個多月的推演，把不少原來「中立」的大多數，也漸漸被擠到其中一邊，而無所謂綠色的喘息空間。更進一步的，是有組織地通過封鎖報道，卻容許假消息瘋傳，極盡嘲弄抹黑之能事，令網絡成為互搶道德制高點的利器。結果，雙方都認為自己捍衛法治、對方破壞安寧，各自秉持公義、良知，各有不同的「止暴」理解，互罵黑警、曱甴，沒完沒了。
如此展開的輿論戰，一切理性討論都化為情緒躁動，將兩營推向無可和解的境地。藍營者不用任何憑據，便把兩月來的各場遊行都肯定為「外國勢力」的搞作，而參與其中的都是賣國賣港的廢青。但遊行者的訴求卻從來跟「港獨」無關，走出來的教師、律師、銀髮族、公務員、醫護人員等，原因可以很多元，從表達警方處理7.21元朗恐襲的不滿，到抗議濫捕濫暴等，種種訴求都指向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儘快止息香港的亂局。
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去年出版的《廣場與塔樓》（The Square and the Tower），以塔樓象徵政府自上而下的等級管治、廣場比喻人民橫向伸延的社交網絡，由此反思歷史學家的盲點，一直只把着眼點放於塔樓，忽略塔下廣場的人際網絡，才是真正具備能改變歷史的力量。弗格森認為傳統對「廣場」的輕視，營造出種種虛設的陰謀論，當中包括高估了光明會（Illuminati）於歷史上扮演的角色。以現今香港的語言重新演繹，就是說群眾力量並非來自「大台」。 與其捕風捉影、繪影繪聲地散播各種陰謀論，抑或繼續訕笑抹黑，不如面對廣大訴求，落實獨立調查。
獨立調查委員會非關藍黃，亦非針對警方。如果兩個多月來演化的事件真有「幕後黑手」、如果警察執法嚴正合理，都能通過獨立調查昭告天下。這是大律師公會於七月初已作的呼籲，其後律師會也於八月初作同樣促設，並得到總商會、國際商會的支持，還有逾百跨光譜的知識分子聯署訴求，過千醫護界集會促請，不少選委亦同聲同氣，都是香港社會的「持份者」。近日尚有監警會主席梁定邦、領導抗沙士病毒傳染病專家袁國勇作出同樣呼籲，我們總不會懷疑他們會是針對警察的「黃絲」吧？
香港的心臟，是法治；香港與正在大張旗鼓建設的深圳最不同之處，也是一套能與國際接軌的法治。如果政府寧組對話平台，也執意不相信由大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談何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