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與太古兩間英資洋行，過去一直是市場比較的對象，前者在1984年中英談判後期，宣佈將從香港遷冊百慕達，公司重心轉離香港；後者選擇留港發展，並將旗下企業引入中資。以往怡和遷冊被指錯失香港發展最好時光，不過《蘋果》對比兩者過去20多年發展，怡和撇除重估的股本回報率多年來高於太古，太古表面風光但受中方掣肘。比較股價，被揸緊錢袋的太古在香港回歸22年來，僅升約33%，同期怡和的股價已升了六倍。
記者：孫樂祈 王琳
怡和遷冊前在香港發展如魚得水，美國《財富》雜誌曾指香港的權力分佈，依次為馬會、怡和、匯豐及港督。怡和百多年前已打破官守議員壟斷的局面，怡和大班成為港英政府最高決策機關行政局的成員，踏入權力核心。在此之前，據《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所記，英商與總督的關係已非常密切，因香港早期未有公務員制度，官員可與英商合作經商，官員家屬亦為拉攏對象，港督寶靈之子約翰查理，就被怡和洋行聘為高級員工。
回歸前英資影響港政壇
太古亦相當具影響力，1981年太古原大班彭勵治被委任為財政司，太古時任執董鄧蓮如一度成為立法局及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更曾擔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傳言她甚至能繞過港督，直達天庭與英國首相聯絡。
早於回歸前已擔任立法局議員的詹培忠指，行政局屬於港督顧問，地位比議員更高。據《李鵬飛回憶錄》指，鄧蓮如介紹行政局班子給彭定康認識，包括後來出任特首的董建華，就是在港島中半山雅賓利大廈的太古大班屋設宴。
太古與怡和的分水嶺，在於面對回歸的態度。1997年後，香港再非英資天下，匯豐大班必為行政局成員的慣例取消，鄧蓮如亦提早於1995年退下火線，1996年遷居英國。怡和早於1984年決定遷冊，在港的政商影響力已逐步下降，旗艦之一的九倉早於80年被船王包玉剛收購，置地旗下的銅鑼灣皇室大廈、灣仔夏慤大廈等售予華置（127），一批土儲及商場售予新地（016）。
太古則留港發展，斥巨資發展太古廣場建築群。同時為確保旗下國泰航空（293）在1997年後經營及航權穩固，在匯豐極不情願下，要求它讓出10%股權予中方，在1987年獲榮智健的中資中信集團入股，後來國泰甚至與國航（753）互控，2009年國航持國泰股權29.99%，太古亦在內地大幅擴張其可口可樂罐裝生意。太古地產則在內地投資開發多個商業項目，包括在北京三里屯、上海前灘等均有大型商場連酒店的太古里，另一品牌太古匯在廣州及上海擁有商廈、酒店與商場，經濟上極為依賴內地市場。
不過，太古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卻未有同步跟上生意發展步伐，回歸後在政壇一直低調，直至2016年，國泰航空服務有限公司主席丘應樺，突出戰立法會航空交通界別，最終敗於自由黨的易志明，此後太古再無出手，同時反映「朝中無人」的缺口。
翻查太古多年業績，除了地產業務、飲料及實業業務表現平穩，過去10年均有利潤外，其他業務乏善足陳。其中，國泰業務自2014年起受燃油對沖虧損合計損失逾250億元，加上廉航市場競爭，盈利表現不佳。另一「失血」業務為太古海洋服務，自2015年起已連續四年虧損，合計損失逾115.33億元。
太古營業額依賴中港
整體而言，太古集團有一半營業額依賴中國內地及香港市場，過去10年營業額雖然劇增243%，至846.06億元，但基礎利潤僅增長61%，至85.23億元，生意是「好睇唔好食」。
相反，怡和撤資後表現出眾，集團在香港回歸後減少中港業務的資產比重，把資源投入東南亞市場。翻查資料，集團在1999年趁亞洲金融風暴、印尼經濟不穩，通過旗下怡和合發收購從事車輛貿易的Astra International 50.1%股權。
隨着印尼經濟快速發展，Astra International逐步成為怡和集團的盈利支柱，去年佔集團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比重分別達40%及26%，至171.33億美元（約1,336.37億港元）及4.65億美元（約36.27億港元）；加上牛奶國際及置地本身在東南亞的業務貢獻，怡和集團在東南亞業務佔營業額比重達60%，利潤佔比40%，分別達251.89億美元（約1,964.74億港元）及6.89億美元（約53.74億港元），較2008年增加70%及91%。
近年怡和在香港的活動，主要是重建銅鑼灣怡東酒店，投資額51億港元。
對比怡和及太古，前者撇除重估的股本回報率為6.5%，太古得3.3%。相較股價，前者22年來勁升六倍，而太古升幅只有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