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笑余文樂，原因並非本欄挪用他的名字，而是他發文表白「我是中國人」，可以是為血緣、基因、人種之類劃界，本無對錯；而他並不預計到自家品牌會被內地罵成「港獨」，才要大費周章被迫澄清，是勢不及人，只怪藝人虛弱。
不過與他合作無間的導演彭浩翔主動飛撲擁護國旗，高調說「我是護旗手」，就不愧有作為導演的神來之筆，把余文樂的自白，深化為象徵性運用——國旗，是信物，也更像遠古部落的圖騰，要直表膜拜才是五體投地。
這教我想起三個關於國旗的電影往事。第一是1999年6月18日的南韓電影人反荷李活遊行，當年是因為政府開放電影市場，教他們怕美國電影又再危及本土製作，於是超過五百影人上街，當中包括其時已揚名的崔岷植和韓石奎，更有演員在隊中高舉國旗，以示國家為上。遊行氣氛緊張，是因為南韓媒體經歷二十世紀初以來的日本殖民、軍政管治，以至去到其時稍稍得到發展自由，卻又受美國的全球勢力影響發展，當然要以國旗示威。
南韓影人例子是悲從中來的國民心迹，就難怪要握緊國旗；而這就教我聯想到第二例子，是奇連伊士活導演的《戰火旗蹟》，說四十年代美日兩軍在硫磺島正面交鋒，終於由六個美軍挨着在島上插上國旗，再被拍下照片而成為向國民打氣的象徵。不過電影劇情，是說生還的三個軍人返美後要硬銷愛國精神，卻只覺戰爭夢魘永劫回歸。導演不錯用美國國旗說愛國故事，卻又讓人反省愛國象徵背後的貌合神離，就比南韓藝人要握緊旗幟上街，多了委婉矛盾。
這種矛盾，讓我想到第三個例子，是香港導演陳果的《細路祥》，有一段正好說主角孩子在學校接受「愛國教育」，由老師字正腔圓教授升旗禮，還有同學示範肅穆立正，如行軍敬禮；不過台下列隊學生，不少都「冇嚟正經」，有木口木面的、彎腰懶站的、互相推撞的、閒話暗笑的……都沒有留心聽講，彷彿是以隨便態度，回應那種故作莊嚴——如果國旗法當年已是成文規條，可能要出動防暴警察拘捕小學學子了！不過陳果以此完結「九七三部曲」，就是要說向國家的投誠認同，對香港而言不能是直線教育，更不能靠教人向國旗膜拜般的儀式，可以成功硬銷。
是故，彭浩翔要擁護國旗，而表現對國家效忠，當然無罪；錯只錯在作為電影創作者，那種「畫公仔畫出腸」缺乏前述影人例子的深度反思。是故如果說余文樂的被迫澄清，是委身承認虛弱體質，那彭浩翔的主動效忠，就是飛身暴露低俗品味了。
撰文：陳嘉銘
娛．文．樂
陳嘉銘，以文字品評娛樂，用筆桿敲擊文化。在大學教授電視電影，於生活敬愛動物生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