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北京戒嚴，剛好在北京，上飛機時，還不知道什麼叫戒嚴，抵埗當天晚上在廣場，高音喇叭廣播首都戒嚴了。
在香港六七月硝煙滾滾的時候重提這樣的舊事，固然有所感，但也是因為最近朋友約稿。原北京《讀書》雜誌沈昌文先生八十八歲了，朋友要編一本書《八八沈公》，每人三四千字。交稿時我取了個巧，述而不作，只謄抄了三封九○年前後沈公的信札。我手頭留有好些這樣的信。
沈公並不是一開始就是「沈公」的，剛認識的時候，我叫他老沈。一九八八年我們想在香港辦一本雜誌，也想同時在北京也印，遂邀請他來香港談合作，他當時已是名聞遐邇的《讀書》主編了。說是洽談合作，實際上是請他來作指導，怎麼編一本好看又能在大陸印行的刊物。他來港的時候，剛好他的老上司陳原先生也在。陳原是廣東新會人，算是共產黨裏面了解香港的老一輩文化人。比沈公還長一輩。我當時做的只是一些聯絡跑蹆雜事，但好多年後回頭一看，何其幸運。
八九年五月中，匆匆趕去天安門廣場，沈公說京城交通癱瘓，怕我進不了城，專程來機場接。他沒想到我們一行有五個人，其中一個還因為過於匆忙沒帶回鄉證，在首都折騰耽誤好長時間後原機遣返，當晚只好把我們都接到他東總布胡同的家裏。
戒嚴，鎮暴，卡夫卡寓言說，總是先有「鎮暴」，後才有「暴亂」。後來頗長一段時間，我常收到沈公的信。有時候，他會很認真的告訴我，思想上的暴動如何被馴服。有一天他的信這麼說：目前住在北京西山八大處，天天聽理論教員作報告。教員們謂，今後要批判：早產論（說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行為時尚早），補課論（中國還要補民主革命這一課），封建論（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有封建因素），空想論（認為中國搞社會主義是空想），趨同論（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會趨同），失敗論（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失敗了），過時論（社會主義已過時），再生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已獲再生）──統稱「黑八論」。
有時候，他只會匆匆的寫幾個字：今天又有學習的機會，馬上就要上課了，今天教員要批判戈爾巴喬夫。鄙人今年六十歲，前二、三十年，也曾操過為人作政治理論教員的行業。現在又輪到當學生。
我當時也經常寫信給他，常在信中跟他談九七年香港即將回歸的事，談一國兩制，記得有一回他顯然有點不耐煩了：「你們香港人，難道真的相信這種屁話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