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歲那年她來香港讀書，沒幾天就佔中。她被好奇心驅使走向街頭，但很快就被一種真誠和友好吸引，日日去。在金鐘認識一班好友，安營扎寨，一晃就是兩月光陰。閒時打開社交網絡媒體，不斷上傳照片，書寫心情。彼時大陸對香港的新聞封鎖尚未去到今天那麼盡，她活躍在各討論區分享所見所想，聲名鵲起。有人冷言相對，認為她被港獨洗腦，但在留言區和私人信箱裏她也收到很多人的訊息，有的感謝，有的提出很多問題望她解疑；其中有些也是在港讀書的內地生，大家線下約見，慢慢就成了好友。
佔中結束後是長期的壓抑和沈默，情緒悄悄發酵。她發現身邊人對大陸來客愈加鄙夷，有時吃飯會聽到同桌人講起「蝗蟲」如何、「支那人」如何。若言者察覺到她面色有變，往往會加多兩句：「你和那些蝗蟲不一樣，你更像香港人。」但這樣的安撫無濟於事，反倒更讓她生氣，因她想起在她生活中太多留下的「蝗蟲」，他們不應被這樣對待。
轉眼到實習期，想做的藝文類工作幾乎沒有職位空缺，就去銀行、廣告謀出路，在公司沒有人談政治，也沒有人談理想。快畢業時她決定去北京。整理行囊時，抬頭看看鏡子，驚覺和四年前振臂疾呼的自己已離了很遠。
就在要走的那個星期，百萬人遊行上街反送中。她也去，算是畫個句號。但去了就停不下來，次次都去，留到很夜很夜，唱過頌歌，也吃了催淚彈，和身邊不認識的人拉起手，又感覺到當年的溫柔。在去北京的飛機上，她大概明白，和香港是無法了斷了。
在辦公室午餐的時間，在互聯網論壇的罅隙裏，她又恢復當年勇，開始講述在香港看到的、相信的。自然有人罵她，甚至有人舉報她，但還是有不少人願意聽，甚至喜歡聽。
無論北京、香港，此刻她已釋懷，是快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