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朗恐襲的翌日，譚蕙芸坐西鐵來到元朗站。此時，網上正流傳着元朗在下午會有大事發生，如果屬實，她要親自在場，但如果甚麼都沒有發生，她仍要去看看這個昨日的新聞現場，想像事情如何在這裏發生，也要看看事後還留下甚麼。「雖然沒有親身經歷，無人的現場也想回去。」
反送中運動在六月初全面爆發，當時譚蕙芸不在香港，去了多倫多探望她30年前已移民的家人。當很多港人都嚷着要逃離沒有兩制的一國時，她偏偏遠離安逸趕回香港要見證風火血刃。「我幫不到香港，但香港幫到我……重要的時刻不在香港，不在香港令我很痛苦。」
記者：趙曉彤 攝影：謝榮耀
血洗元朗站翌日，她一個人走進接近無人的西鐵車廂，因為有點恐懼，她心跳加速，而當列車駛進隧道時，車上電視正在播放昨日元朗站白衣人打市民的新聞。下車了，她卻看見元朗站空無一人，幾乎是只有她和兩三個記者。但在這個無人車站，她卻留意到所有玻璃都佈滿了手掌印。不論是鐵路與月台之間的玻璃幕門，還是分隔收費區與未收費區的玻璃矮欄，全是掌印和指模。她想像昨日的人如何用力地把手壓在玻璃上，也許是白衣人追打市民而壓下的，也許是市民為逃亡而壓下的。清潔工大概已把車站徹底清理了一次，所以四圍沒有血迹，但仍留下了這些事後的痕迹。在元朗站走了幾圈，她已覺得比只讀二手資料好。
上環催淚煙令皮膚刺痛
那夜，她在上環，當時不知道元朗發生大事，還以為自己一直在最重要的新聞現場。當時，她正在街上非常緊張地看着警察向示威者開槍和施放催淚彈，直至上環的示威者與警察都逐漸散去，她拿出手機看新聞，才知道元朗的事，但事情也如上環一樣已經完結，她趕過去也沒有用。那日，她很早來到灣仔，在遊行隊伍邊與人聊天，邊隨人流路經警察總部、被示威者佔據的金鐘與中環馬路，她看着沿路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噴漆大字，一邊猜想着最終的衝突點會在哪裏。
6.12罷工罷課時，她身在多倫多，沒有經歷過催淚彈，於是，「缺乏經驗」的她只帶了頭盔和眼罩上街。她的單車頭盔還要是在新城市廣場衝突散場後，在遍地雜物裏拾獲的。直至上環的催淚彈煙霧令她渾身皮膚刺痛，她才懂得罵自己為甚麼穿短褲。她咳得有點困難時，忽然有個年輕攝記給她一個豬鼻口罩，她才回復呼吸暢順。她說她已立時認了對方做恩公。
那夜，她以為自己在6.12錯過了的街頭衝突和警方武器，她已在上環完整經歷過一次，初步掌握了如何在相對危險的現場採訪。於是，在警民對峙過後，她還有心情在地上大堆雜物裡，挑選一個更優秀的頭盔，以換掉自己那個單車頭盔。她還有心情看看「速龍」脫下面罩後，原來是一副小女孩的臉孔，幾個脫下裝備的「速龍」還在分喝着一瓶津路烏龍茶。但當知道元朗襲擊事件後，她的心情非常低落，同時有種「原來新聞不在這裏」的感覺。
近半個月，她在facebook專頁發佈了幾篇反送中現場觀察文章，吸引大量網民轉載和留言，她的專頁粉絲因而大增。於是，她在專頁重新介紹自己：「其實我係教記者嘅老師，在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工作已十年，之前做過明報及有線記者，近年教書之外，自由身採訪寫了一些長篇人物專訪。」這半個月，同時也是她的第一本著作《文字慾──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的面世時間。
幾年前，她已很想出版這本書，卻不斷碰壁，遲遲才遇見願意合作的出版社，她用了大量時間閉門寫作，有感自己是「懷胎十八個月」，歷盡孤單與辛勞，才終於出版了這本她滿意的書。可是，書展第一日，她沒有到出版社攤位看看賣書狀況，而是到了銀髮族遊行現場。有一日，她在書展有講座，但一來到會場，她就忙着要找一個位置觀察附近的撐警大集會。而在上環衝突前的那個下午，她隨遊行人流經過通往書展的天橋，也沒有轉彎去書展，而是繼續往前走到中上環。
她的書是幾經辛苦、終於面世了，但她的好奇心與關注點，不在賣書的地方，而是在新聞現場。她說自己不是傳媒機構的記者，為興趣而到現場，她去與不去，也沒有人理會她。但她是「有少少和自己鬥智鬥力，新聞在哪裏？給自己一個難題，押注在一些對的地方。」雖然那日，她押注在上環，而她認為那個「對的地方」在元朗。但在上環，竟有一個近乎「密封」自己的示威者，跑來跟她說：「讀者來的，我買了你本書。」她只看見示威者在衣物狹縫露出的一雙眼睛，想跟對方聊幾句，對方卻已一陣風似的跑到前線設路障、搬鐵馬。而在同日的灣仔遊行時，她又遇見兩個新聞系學生，說會在下年修讀她的課。「是否很詭異？你教人做記者的第一日，不是在課室，而是在現場。」
六月初至六月中，她因為身在多倫多探親而缺席了大遊行、罷工罷課等大事，回港後，她頻頻來到各種行動的現場，說是前期缺席，後期就要勤力一點。每次在現場觀察過後，她即日或隔日就寫一篇文章放在facebook專頁。她說自己不斷去現場、不斷寫文，也和出書有關，「如果你不出書，你不去現場，沒有人會說你。你出書說到回應時代，但你在冷氣房，去會展簽書，多醜陋，我也不會寬恕我自己，太虛偽。你要對得起自己本書。」
趕上沙田遊行經歷蛻變
乘飛機回港並適應時差後，譚蕙芸立即到大大小小的行動現場觀察，7.1那夜，她在立法會外觀察了很久，但這半個月，她一直是在看，沒有下筆。她自覺在運動爆發及急速推進時，她都不在現場，雖然自己是一個「很會閱讀報道」的人，但一切資訊，當時對她來說是一塊塊碎片，直至沙田遊行那日，她才自覺經歷了蛻變。
沙田遊行前，她預計當日可能會有衝突，就先到五金舖買了頭盔和反光衣，然後在家裏用影印機把「Press記者」黑字印在幾張白紙上，再用膠紙貼到頭盔和反光衣上。那個地盤用的黃色頭盔，有些部件要她親手組裝，她一邊砌，一邊覺得可以用人手組裝的頭盔是安全有限，「難怪會有這麼多工業意外。」遊行時，她一直把頭盔和反光衣放在背包裏，因為覺得身上這些裝備遊行頗尷尬，始終自己不是傳媒機構的記者，身上只有記協發出的記者證。直至現場突然發生了事，前面有人大喊：「有沒有記者？」然後所有示威者都讓出一條路，她才發現原來「記者」也是現場物資之一。她四圍看看，都沒有穿反光衣的記者，自己只好硬着頭皮走出來，一邊走，一邊從背包裏拿出裝備，而身邊的示威者立時幫她戴頭盔。那晚的最後，她來到新城市廣場，用記者證和大學教師名片與示威者聊天，「你的報道會刊在哪裏？」示威者問她，她想了想，把自己的facebook專頁告訴對方。翌日貼文後，有受訪者留言相認，也有人留言說自己當時也在現場。
反送中運動的最初半個月，她不在香港，原因是家人全部在多倫多定居，她要到當地探親。她曾經也是多倫多的移民。39年前，父親因為對六四與回歸的恐懼，急於尋找地方移民，當時，她們一家人從未到過多倫多，就連同全家行李，坐車到機場，來到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家定居。那年，她十八歲，剛在中大新聞系讀了一個學期，轉到加拿大的大學讀書，她沒有朋友，感到非常孤單，「不是一個純粹語言的問題，文化上有很大差異」。她認為一個人很難在大學年紀才移民，因為她的生活核心與本質已和香港關係密切。她想念中大校園，看見同學讀書很快樂更是心有不甘，於是再考中大新聞系的研究院，獲取錄後，98年回到香港讀書，畢業後做記者，後來因病而被迫離開全職記者工作，回到中大新聞系教書。
她選擇了在香港生活，身份認同也是香港人，而她的家人則選擇了在多倫多定居，兩不相讓，彼此都不願搬回對方身邊「一家團聚」。她只能在每年暑假，到多倫多與家人相聚兩至三星期。今年，她在六月初飛到多倫多，而在陽光明媚、樹木翠綠、一片和諧氣氛的城市裏，她在網上看見6.12街上的催淚彈與中槍者，整個人沉默下來。母親見她神不守舍，問：「你掛念香港？」「嗯。」她點頭，不敢正眼望母親。父母都老了，這十幾天後，又要下年相見。但最後，她還是改了機票，提早回到沒有家人的香港。當她看見滿街的人大喊着「香港人加油」，她卻覺得心頭踏實，終於回家了。「我幫不到香港，但香港幫到我，意思是我已無辦法在一個香港如此重要的時刻不在香港，不在香港令我很痛苦。」
港人奮鬥是活着的感覺
每年六四，她看見六四新聞，仍覺痛苦，因為她會同時想起這件事令她的家人決定移民，她很想留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但她也很想念加拿大的家人，於是她和家人分隔兩地，她每次想起香港和多倫多的距離是相隔了16小時的直航機，就有一種心理上的撕裂感。但時代大事就是會如此烙印在一個家庭身上。
人在異邦，她不時看見移民是很舒服地享受着當地人用血汗爭取回來的民主自由，卻沒有好好耕耘別人的社區；而在香港，她看見這個城市雖然衰落了，但香港人仍可以一起奮鬥、一起爭取，這是一種「活着」的感覺，她覺得很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