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背後 】
「令人激進」、「誤人子弟」、「煽動仇恨」……這些出自高官及建制派議員口中的嚴厲譴責，近日成為通識科的惹火關鍵詞。觀乎社會上的抗爭運動，通識科總成箭靶，被視為年輕人激進的根源。2014年以和理非為主流的雨傘運動如是，今次的「反送中」運動亦是如此。面對種種指控，三位修讀過通識科，來自本土派及和理非的00後有話說。
Mathieu（19歲）本土派 ：無關通識Connect梁天琦
「自中三、四起，那時已是思想上的本土派。」19歲的呂昊峻（Mathieu）架着黑框金屬眼鏡，全身上下隱約散發書卷氣息。你很難想像，他是支持衝擊的勇武派。現在他在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當記者，以旁觀者身份記錄運動，相對保持一點距離。Mathieu政治啟蒙的種子，自中學起開始埋下，他堅稱與通識科無關，倒是2016年新界東補選，梁天琦的論述打動了他。這是他首次感受到政治人物的感染力，「我想相信他，願意被他帶領。」
老師開明 試卷局限想像空間
Mathieu的中學通識科老師十分開明，敏感議題如立法會議員被DQ、人大釋法、國歌法及雨傘運動等，都被納入課堂討論，「通識也有談過大灣區，不會只是吹捧大灣區，中國好或壞的一面，教材都有講。」他批評考評局的公開試有忌諱之嫌，如較少政治題目；另外，局方偏重答題技巧，如正反立論要平衡，或按資料引導去答題，「我會形容這是數據分析，不是訓練你的看法或立場；我始終認為，通識令人多角度思考，但沒有立場。」他又指，與親戚就讀的法國中學的哲學科相比，其考題欠缺開放性，「哲學科會問這件事的大是大非，當中正確與否，有甚麼道德基礎，比較之下，我會覺得香港試卷局限了學生想像空間。」
Mathieu自中學起已留意時政，但他在2014年的傘運並未到過佔領區，皆因當時年紀太小，父母擔心其安危。直到2016年，在電視上看到旺角騷亂的報道，對於開槍的警察，他心裏憤恨，卻只能遙望，剩下無力感。成為大學生後，他才慢慢走上街頭，「大學給我不同環境去體驗，宿舍內好多人熱衷政治，會討論政治。」之後他加入《學苑》，成為校園記者，並遇上反送中運動。他形容作為走在前線的記者，親身見證抗爭的體驗，勝過任何書本或傳媒報道，「警棍揮過來有多痛，胡椒噴霧有多刺眼，示威者的吶喊有多有力，當中的情感，你不去現場是無法理解。」
當《學苑》記者 捕捉最前線真相
他形容，中學時就如「小綿羊」，雖然擁戴香港民族的理念，也從中國歷史領略千百年來，同化五湖四海的天朝主義，甚至從通識科中學懂公民抗命、普選等概念；但這些書本上的知識並沒有化作行動，自己與社運的風眼，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
直至當上《學苑》記者，經歷各種示威或集會、警察的威嚇等，其間不停報道即時新聞，他感覺一夜長大。「這時間點入《學苑》，令我有機會這麼貼近去前線接觸這場運動，這一點我覺得是無價。」他又指若非做記者，必定會是抗爭者，但拿起相機和筆，就要客觀地報道事實，「我是享受做記者，可以去到最前線看見真相的感覺，捕捉不同鏡頭的感動。」
Vicky（18歲） 和理非 政治無處不在要學思考
「我是典型的和理非，通識沒有令我這個和平主義者改變。反而是反送中事件，看見和平主義的失敗，令我重新反思自己的取向。」18歲的中大社會學系學生莊誠靜 （Vicky）談吐有條不紊，與她所強調的「通識科訓練批判性思考、理性思辯」，正好相襯。她指通識令她更關心時事，提升參與社運的意欲。她強調，上街不是一時衝動，事前會經過理性分析與想清原委。
不避政治 「國教只教共產黨好處」
「雨傘運動時，我有到過佔領區一天，我記得那心態是同情示威者。」Vicky說，以前甚少看新聞，讀通識後才被迫留意時事。當時她是一名中二學生，以旁觀者角度參與運動，很多時會以同情的角度去作判斷。通識沒有模範答案，初中時她不喜歡這科，直至升上高中，發現這是一科貼近生活的學問，能為她梳理政治事件，從而產生強烈興趣。她以旺角騷亂為例，指自己起初看新聞時心情混亂，直至老師在課堂解釋來龍去脈，才慢慢理解，「不理解時根本不敢表態。」有人說，通識令人過早接觸政治，她咬牙切齒地反駁：「政治無處不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政治，盡早讓學生知道，會令他們更有思考能力，否則就會變成長輩常說的高分低能。」
Vicky強調，學校的通識科老師非常專業，不會一味灌輸自己的立場給學生，剪報的教材亦兼顧不同立場的報章，也不會迴避敏感的政治議題，「例如港獨思潮，我們在通識堂上都有討論；但比起表明立場，我們討論的這思潮為何出現、可行性及影響等。」她比較國民教育與通識科，指前者着重情感灌輸，後者則推崇理性精神，「國教只教學生共產黨好處，或者中國歷史，只推崇某些特質和好處，偏向只褒不貶。」
制度暴力 「法治精神被政府推翻」
過去6月，香港爆發了反送中運動，她斥責修訂《逃犯條例》不只在政治，還在民生、經濟各方面都沒有好處，這極惡的法例，驅使她上街遊行。「2019年我是遊行的一分子，整件事我都參與其中，整件事的原委，我都更了解。」她續說：「我情緒上更憤怒、更無力，我現在的身份就如2014年當時的大學生。」警察的濫暴、政府的囂張氣燄，令她對制度失去信任，「我讀了這麼多年書，我所學的法治精神，被現在的政府推翻。」她不會忘記陳健民教授於最後一課的話，「有人會質疑投身社運的成效，但陳教授告訴我們，堅持做自己覺得對的事，才對得住自己。社運某程度上是散播希望給香港。未到最後，我們都不知會如何，所以更加要做，之後才有希望。」
阿薛（18歲） 和理非 政治人物妖魔化通識
文憑試學生放榜前一天，薛僖臨（阿薛）赴約接受訪問，他一臉稚氣，對政治充滿熱誠；比起談考試導向的通識科，他談起政治時滔滔不絕，語氣更為堅定。「我認為政治人物妖魔化通識，一來是不了解通識科，二來是自欺欺人，他們想安慰自己陣營的支持者。」
同學多政治冷感 「通識不會使人激進」
阿薛指，學校內大多數同學屬政治冷感，並不存在通識使人激進的疑慮；即使是席捲學界的反送中運動，他學校也不多人參與。「同學平時好少關心政治，唯一會接觸到的地方是通識堂，但老師一般不會多教。」他認為，學校迴避爭議性課題，不是自我審查，而是考評局在公開試甚少出政治題，「一些敏感課題如中港關係、集會示威活動，都不會去談。」然而，他又遲疑說，可能部份原因是老師和學生立場太懸殊，很難客觀地評分，「老師有些藍，同學可能是極黃，出題時畀分會有困難。」
阿薛第一次參加的社運是雨傘運動，當時他是一位中一生。眼見警察向示威者發放漼淚彈，心生不忿，最後去了佔領區現場，並未有過夜留守，「因為安全問題，家人反對，也覺得無必要付出太多。」讀了通識6年，阿薛也沒有很投入後雨傘時期的運動，反倒是考完文憑試後，逃犯條例推動他上街，「2014年更多是想感受氣氛，但過去6月是想出一分力，6月9、6月12、6月16都有參與。心中很想為香港付出，不想坐以待斃。」
不站最前怕被捕 兄弟爬山各有各做
對於7月1日衝擊立法會，阿薛說，通識的批判性思考反倒使他卻步，「一部份是為香港走出來，一部份不敢站最前，留有案底，被人拉。始終是犯法行為。」然而，他堅定地說，明白勇武派激進的原因，是因為政府對訴求不聞不問，和平的百萬人遊行，「他們是有考慮過才做這些，欣賞他們的勇氣，欣賞他們的覺悟。」所謂「兄弟爬山各有各做」，或許這就是這場逆權運動的出路。
記者：陳娉婷
攝影：蕭志南、張志孟、徐振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