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凝視】
1984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但才下飛機，就遇上大颱風來襲；幸虧事先幫我安排行程的朋友把當天下榻的酒店訂在啟德機場，我下了飛機直接拉著行李走進旅館，一點不沾濕衣裳；晚上也直接就在旅館裡吃飯，雖然窗外風雨狂暴呼嘯，機場旅館餐廳裡照舊燈火通明，賓客滿堂，菜餚水準對我這位鄉巴佬來說也是很高明的，颱風過境對我的香港之旅似乎毫無影響。
第二天，風雨稍歇，卻是個星期假日，我站在半島酒店旁的路邊等車，道路上空無一人，到處是傾倒樹枝、破爛店招的劫後景象；但大巴、中巴、小巴還是生氣勃勃地滿街跑，儘管搭乘者不多。
84年來港簽證 金庸任保證人
面對一個被颱風打亂了的假期，我對來到香港還是挺興奮的，從小讀書和看電影中所認識的香港，終於親履其地，看到它舉世聞名的招牌與街景，聽著市井喧聲，覺得恍若在夢中。我雖然因為工作緣故擁有很多香港朋友，但我來到香港仍然有諸多不易；不容易的第一個原因來自於台灣，當時台灣還不是一個自由社會，樣樣事都有政府管制，出國旅行就是一個遭到嚴管的事項（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已經不知道這件事了），每一個人出國都要取得主管機關的同意，我當時是個新聞工作人員，我必須取得新聞局的核准字號，才能取得有效的出入境證；而到香港另一個不易的原因則來自香港，香港當局對台灣來的人也有忌諱，我們在申請簽證之時，必須有一位香港的保證人。
我申請赴港的時間是1982年，本來我的理由是洽談一些作者的約稿，我的赴港簽證保證人也大有來頭，那是港台無人不曉的金庸（查良鏞先生），但不知何故香港當局審查多時（我猜想可能是當時我因為編書寫文章捲進「台灣文學主體性論戰」，港英政府疑心我是「民族主義者」，所以心有提防），一直到1984年才核發簽證給我，而我的生活與工作卻已起了重大變化。1982年我被報社派往美國辦報，我在紐約一直待到1983年才向報社辭去工作；再隔一年，我的簽證下來，我已經沒有工作可做，我赴港理由也早已消失；但難得的簽證既然從天而降，我就想，何妨到香港做一趟純旅遊呢？
因為是沒有工作的純旅遊，行程寬鬆，無所事事，我和太太每日乘坐大巴、小巴，到處去摸索遊蕩，待了將近兩星期，因而有了接近生活化的旅遊經驗。我們每日早上先買好幾份報紙，再去嘆早茶；沖一壺普洱，叫幾盅點心，坐在桌旁把幾份報紙看個徹底，也聽聽旁桌香港人議論時局，批評政府，或者聊聊馬經，點綴八卦。這些看似尋常的市井生活，對一個來自台灣的旅客是無限羡慕的，因為當中有著一種完全自由自信的氣息，那是當時台灣所沒有的。報攤上買幾本雜誌來讀，像剛剛更名的《九十年代》（原名《七十年代》，李怡先生主持）或《明報月刊》（當時還是胡菊人先生主持），裡頭討論台灣政局的文章是台灣不可能刊登的，這些雜誌有一種氣魄，它們似乎是可以無拘束、無禁忌地討論全世界華人各區域的文化、歷史或政治，這使得香港看起來像是華人的言論中心（那也就是思想中心的意思了），讓人完全忘了她其實只是五百萬人口的彈丸之地。
香港居停時間，我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接待（包括新聞業、出版業與電影圈）；但朋友們的話題卻顯得憂心忡忡，因為為了香港1997大限之日，中國與英國之間正在進行一連串高潮迭起的「中英談判」；那段日子，香港人處於命運被兩個巨人決定（卻又不確定）、自己卻又無能置喙的苦悶之中，移民他處的對應安排看起來已經是積極的態度。我到一位香港頗有地位的知識份子山頂上的寓所赴宴，他的夫人憂愁指著維多利亞港的點點燈火說：「我每天晚上，都覺得城中滅去了好幾盞燈……。」
愛慕香港社會 渴望成為一份子
那種人心惶惶，每日都有好友遠走他鄉的日子，大概就是後來羅大佑寫《皇后大道東》（編按：林夕作詞）裡歌詞所說的背景：「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那兩個星期的香港之日，我對香港的感情是複雜的；我愛她的豐富多元、唐番並糅、古今交錯。她一方面是中國最現代化的都會，卻又保有諸多古風；她一方面是經濟富饒的商業社會，卻又在人文上臥虎藏龍；她一方面是令人傷痛的殖民地，卻又在司法獨立與思想自由上遠遠超乎其他華人社會……。
我對香港社會感到著迷，我渴望參與那個社會，成為她的一份子，並且享受她的自由與富饒。從1984年第一次踏上香港之後，我便一次又一次的回去，即使我的工作主要基地仍在台灣，我仍然設法讓自己和香港有很多關係。那時候，我在台灣的遠流出版社工作，我的眼光注意著香港，我設法引進若干香港作家的作品，並且通過香港對中國大陸的了解引進大陸作家的作品（也導致我在80年代一次一次被約談的命運）；我也試著把台灣作者帶到香港，當時我們把柏楊新譯的《資治通鑑》送到香港去行銷，我們嘗試在地鐵做廣告，當時書本還沒有人在地鐵做廣告，開風氣之先，因而帶來新聞報導說：「《資治通鑑》下地鐵。」那報紙新聞帶來的效應，遠超過我們花在廣告上的錢；我又為遠流選了一系列的書出版成口袋本的「香港版」；到了1997前夕，我為剛成立不久的城邦出版集團，在香港成立了分公司；我一直覺得，香港是值得耕耘的……。
台灣曾經不自由 香港為自由抗爭
97香港主權移交前，有香港記者問我，怎麼樣看待主權移交後的新聞自由？香港的言論自由是否會有重大的倒退？我想起初次來港在茶樓讀報的光景，我說我不能想像香港言論自由大幅倒退的模樣：「香港人民享有這樣的自由太久了，新聞自由與隨意批評政治社會的自由，像是呼吸一樣理所當然，言論自由如果有大幅倒退是老百姓不能忍受的，那會帶來很大的治理危機，我猜想那不會發生。未來如果有個別的媒體為了自身的利益，主動地調整了言論內容與尺度，這是可以想像的，但如果要拿走香港人民議論政治的全部自由，我會無法想像。」
那是年輕的我對香港的深刻印象，她代表的就是自由的空氣，比台灣，比其他華人組成的社會都更自由，如果她將失去自由，我們的夢想與嚮往要投向何處？我們曾想像有一天我們能夠成為香港，我們想的就是那種可以沒有禁忌的思想和議論；不料三十五年過去，台灣社會已經大致忘記自己曾經不自由的時代（她現在是百無禁忌了），但香港卻要為她極可能失去的自由保障走向街頭。香港，那個曾經最燦爛、最光明的東方之珠，如今面臨一場拒絕沉淪的抗爭，做為曾經愛慕香港的一份子，我的內心感到無比沉重。
撰文：詹宏志
PChome創辦人、台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