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戰役當晚，大批市民在源禾路佈防集結，防暴警察已經迅速清理了兩處路障，和示威者只有二百至三百米的距離。昏晚街燈，風起雲湧，大戰一觸即發。
我站上馬路邊的石墩，屏息靜氣，準備記錄衝突一刻。眼皮底下盡是一大片的黃色頭盔，以及一個個黑衣身影。他們和我的距離仿佛能嗅到呼吸的氣息。他們太瘦小，臂纏保鮮紙，再套上一個浮板還要是小童size做盾牌，另一個示威者拿着連阿婆都嫌太輕唔想執的紙皮作防禦。對面是警棍和長盾。
我不想只作動作場面拍攝，我希望可以讓示威者還原做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我訪問了準備作戰的示威者。
一個說，他們若不站出來，便不能保護香港。一個說，他們要守在馬路，因為要拖住警察，讓後面的人有機會離開。
當然，其實沒有一個黃色帽的示威者願意在警察要進攻防線的時候離開，他們也不可能知道，原來他們已經被警方包圍不能離開。
我追問，後面的人既然要撤退，那你們難道不用撤退嗎？到底為甚麼要守在十字路口？
他沉默一回，然後慢慢說。「如果我無得捉一兩個差佬嚟打傷佢，我條氣唔順。」我當下是呆住了，頭盔和口罩之下，我看不清楚他的神情。這不是視死如歸，而是同歸於盡。殺敵一百，自損三千，但他們已經動了這種念頭。
這或許解釋為何每次和平遊行之後都會有大規模警民衝突，他們早有這種心理準備，或者說，是每次遊行的最低消費。這種警民仇恨已經糾纏不休。
另一個示威者，是來自台灣。他不是在香港讀書工作的台灣人，而是正宗在台灣工作生活的台灣人，今次是特意來香港參加示威活動。他本身經歷過太陽花以及數之不盡的示威活動。他來香港不是站在路邊食花生，而是戴了頭盔纏了保鮮紙站在最前線的示威者。我問他為何要來？他答：「今日香港，明日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