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手記】
6月24日，下午2時正，我在太子某咖啡店等待受訪者，卻在Telegram收到他的訊息：「我到咗，唔見你？」我看了看周圍，不覺有任何貌似文宣組成員的人，再回覆他：「我坐低咗啦喎。」訊息發出後，店門一推，一個雙臂紋上刺青的年輕男子走進來，我向他揮了揮手，他神情帶點狐疑的朝我走近。我馬上拿出我的記者證和卡片讓他看：「你唔使擔心，我唔係警察喎！」他始笑了笑：「頭先經過太子警署都淆淆地。」
200萬分之一 他的名字叫「唯唯」
在6月中，我開始構思一篇關於反送中文宣組的專題報道時，從來沒有想過具體執行起來會是如此困難──因為從找尋受訪者這個第一步，就已經遇到瓶頸。未有在6月初加入Telegram文宣組的我，其後已無法進入儼如秘密組織的群組參與討論，只能在「公海谷」成為被動接收文宣資訊的一群。雖然後來輾轉之下，有朋友成功幫我把「《蘋果》記者想訪問文宣組」的訊息帶進群組，但等了好幾天，還是不見回覆。
這自然與自6月以來香港社會瀰漫着白色恐怖有關。為免將來被政權秋後算賬，黑衣和口罩已成為了這場反送中運動的指定服飾，大家只願隱身於黑壓壓的人潮之中，成為沒有名字和臉孔的200萬分之一。在這樣人人自危的氛圍下，記者的訪問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即使只是參與最和理非的遊行集會，大部份香港人對鏡頭還是表現得戰戰兢兢，甚至抱有敵意。只是，在現場，我還算能說服對方自己真是記者；但在虛擬網絡社交平台，連Telegram賬號名稱也因恐懼而改成假名的我，又如何能讓對方相信我？
後來，Telegram終於傳來一個陌生人的訊息：「係咪想搵文宣組？我係黑花標誌創作人。」我內心頓時泛起很大的感動，馬上回覆多句「感謝」，並答應他絕對會保護他的真實身份。
「其實點解你會咁夠薑肯出嚟接受訪問？」訪問正式開始前，我問他。他揉了揉疲憊的雙眼，呆了半晌後說：「其實我都係想搵人傾訴吓，呢排好壓抑。」他稱，他「夢遊」自己幾晚前（6月21日）在警總做前線，然後他幾乎徹夜未眠。看着他沉甸甸的黑眼袋，我相信他不只一夜沒睡。「呢排日日都有事，𠵱家直頭停工，連畫畫都冇心情。」他又打了個呵欠，苦笑說：「本來我想今年學紋身㗎嘛，𠵱家我成個人生因為反送中打亂晒。」
不只是反送中，他的反抗，始於反國教那年，不過15歲的他只是在高登時事台「食花生」。再然後是傘運那年，在9月28日，他生氣得失去理智，一直在街上漫無方向地徘徊。只是五年過後的今天，他依然未找到前路，但他仍在繼續「發夢」，「上年去過新疆，見到啲維族人被趕離開自己屋企，覺得好恐怖，我唔想香港變成咁」。
一小時後，訪問結束，我目送他進入太子港鐵站。直到現在，我也只知道他叫「唯唯」，但他的真實身份，重要嗎？我們都是200萬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