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逃犯條例》修訂推行的奸詐和陰險，破壞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從此成為巿民和政府切割成兩個陣營對峙的分水嶺。這次也是香港人的自由被威脅，退無可退的最後一條稻草，逼使二百萬人站出來跟北京攤牌，以後香港人與北京政府的衝突會源源不斷。互信盡失，以後政府的措施都會被市民視作陰謀，而市民每一次反對政府的措施，都會被北京被視作造反的企圖。在沒有信任的對峙下，官民關係迂迴曲折，尤其年輕人已走到前線，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面對奸詐陰險的北京，將爭鬥不斷。為甚麼我說北京而不是港府呢？因為經過這次反送中抗爭運動，我們沒有勝利，港府卻大敗，失盡民心喪盡管治權威，以後北京只好頻頻出手干預，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醜態畢現。
林鄭說送中條例「壽終正寢」，但是條例沒有撤回仍在議會議程中。她就是不讓市民勝利，縱壞了你們這些「子女」，以後得寸進尺還得了！剛愎自用的她有所不知，事到如今就是她撤回送中條例，巿民也不收貨，抗爭不會停下來。她這次陰謀詭計是市民的暮鼓晨鐘，不，市民不可能接受「撤回」當是勝利。今天送中條例撤回，日後自會使出一輪詭計，用不同方式推出達致送中陰毒的法例。2003年推行23條激發五十萬人遊行抗議，最後撤回，北京全力插手選舉，搶奪民主派在區議會和立法會議席，令民主派區會議席數目不斷下跌，削弱地區力量和政黨資源。2014年雨傘運動雖然失敗，因為對抗，跟着而來是用司法手段，檢控社運人士，將黃之鋒、周永康等判監，控告九名傘運人士，借梁頌恆游蕙禎宣誓風波把戲，DQ一班傘運年輕人參選等等，這些隨後的詭計行動歷歷在目，市民怎可能相信送中條例撤回就是「勝利」？若然我們沒有普選，永遠都會在奸計的威脅下苟且偷生，普選才是市民爭取的勝利。除非重啟普選政改方案，這次抗爭運動是不會平靜下來的。事到如今幾乎全民出動抗爭，爭取不到一勞永逸的普選，市民不會罷休。
跟北京攤了牌，香港人以後是中共敵我矛盾下的「敵人」了。就以當年陳方安生辭職為例，她向北京攤過牌後，處處受阻撓，就是要你無運行。香港人以後的情形一樣，你「不聽話」我怎控制你呀！共產黨的管治就是控制，控制加控制，不能被控制的人就是敵人。居然有二百萬人膽敢出來遊行抗議，而且是萬眾一心，中共權威受損多無面！以後不以更強硬手段對付怎行？不過，這次中共面對的危險更是前所未有，和理非的上一代和激進的年輕人，在惡法嚴峻威脅衝擊下，喚醒兩代人的謙和與熱誠，生命共同體的醒悟，從前的歧見化解了，融合似水，流向將來，屬於年輕人的浩瀚天地。
年輕人這次be like water的智慧，加上赤子之心熱情與勇氣，走在前線爭取普選最後勝利，會是一場漫長的抗爭運動。不斷的抗爭與衝突，香港人不斷承受的暴力與鎮壓，這些場面的畫面和資訊彌漫到大陸，激發人民的道德良知勇氣，到有日經濟低迷，就職者失業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生活拮据忍無可忍有樣學樣，只要克服內心恐懼十分鐘，勇敢站出來，這會是對中共極權多危險的挑戰！這樣的情況現在正是最有可能發生的時候。我們要知道中共極權統治理據，是基於「讓人民溫飽」的經濟利好，順理成章經濟利好中國人民視之為「人權」。如果你還記得，一年多前中國有些地產公司賣了部分樓宇，見市道低迷減價促銷，導致之前買貴樓的人出來遊行抗議，終於政府介入，要地產公司賠償之前買貴樓的人，糾紛才平息。可見中國經濟現時已陷入不斷下滑的低潮，加上中美貿易戰的壓力，科技限制的挫折和內部權鬥白熱化，經濟崩潰的危機要是出現，人民從明天會更好的失望，逆轉成明天會更差的恐慌，為了彰顯「人權」的理由，一觸即發道德良知勇敢伸張，官逼民反的暴亂爆發，造成的後果場面難以想像。這樣的場面出現的顧慮，怎能不讓中共恐慌？
中美貿易戰的背後是一場冷戰的開始。這是一場兩個相反價值觀對抗的冷戰。雖然經濟和軍事實力不可忽視，冷戰的競爭主要是場道德權威的對抗。我這次到美國拜訪一些官員和接受傳媒訪問，主要是想指出美國作為民主自由世界領袖，道德權威是他們很強大的武器，強調和伸張道德權威對他們贏這場中美貿易戰，以及對世界以後幾十年發展的重要性。美國有些官員認為現正在與中國貿易談判，先不要談人權法治這些道德議題，以免冒犯中共令談判受挫。我的辯駁是，不，剛剛相反，美方應該盡量利用這道德武器作為籌碼，因為道德權威是中共最缺乏和最脆弱的部分。不用害怕中共受冒犯令談判受挫，若中共不想談判，講甚麼都沒用。但是中共既然坐下來談判，證明中國需要與美國的貿易比美國需要中國的更多，道德議題會是美國談判強大的槓桿力量（leverage）。幸好所有我拜訪的官員都有同樣的共識。
我說二十年後中國必然會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系，我們想中國的極權價值觀支配這世界、子女生活在這樣的世界嗎？當然不想，那麼，美國是時候重新重視和利用西方價值傳統道德權威這強大武器，以對抗中共的極權道德匱乏的醜惡了。我們香港人因為過去受英國殖民統治，留下社會機制如法治自由人權等遺產，就是後殖民出生的年輕人，都是在這種西方價值觀下成長。我們本能地擁有美國人同樣的價值觀，這次反送中抗爭運動，就是我們這種價值觀展現的道德勇氣，對抗極權的邪惡。我對那些官員說，若然你們現正與中國展開的冷戰，是場道德權威的對抗，我們現在的遊行抗議可以說，是在你對手的陣營內，打着你們的戰事，你們有義務支持和協助我們。我們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協助。請你們談論的政治議題上，多些提及我們香港人的抗爭情形，啟發美國人民的同理心，予以我們同情和支持，讓他們的同情和支持，成為支持我們的強大政治力量。
1963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到柏林，對着柏林人說："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這句話對當時柏林人是信心和希望的鼓勵，使他們有更堅強決心面對蘇聯當時極權恐怖的威脅，改善了位於鐵幕前線柏林的政治形勢。我說我們香港人現時面對同樣的處境，請你們的領導人對我們香港人，尤其對我們走在前線的年輕人，說些同理心和同情的鼓勵說話，讓他們感覺到背後有強大的支持，更有信心和希望面對漫長的抗爭路。美國政府和人民，你們現在與中國展開冷戰，在精神上支持和協助香港人的抗爭，正好體現了你們道德權威的強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