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華人男同志（同性戀）的江紹祺，是《男男正傳》的作者。笑口常開、說話快捷的他，提起以前一樁「辦公室門」事件的時候，臉上仍然難掩曾經受辱的傷感。
那是2000年，世界同性戀風潮席捲天下的時候。江紹祺剛在英國Essex大學，完成華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的博士論文，回到香港，在九龍一所大學初執教鞭。他回憶稱：「嗰陣時係好out（外露），着衫呀，各樣嘢，其實係好勁，好爆，好潮。同佢哋嘅（校園）文化相差好遠。所以突然間有個咁嘅人塞咗入嚟，嚇死佢哋。」
江紹祺苦笑稱，「有啲高層、同事，特別係有宗教背景嘅，當然唔鍾意我。」他除了「教多啲同性戀有關嘅嘢」之外，還在辦公室門外「貼咗好多相，或者post card （明信片），有啲係講一啲同性嘅嘢，好似電影《藍宇》呀，《花樣年華》呀，又有《春光乍洩》呀，貼得懶靚咁。」
有一次，江紹祺偶然與高層一起乘電梯時，對方突然間講：「Travis，你門口貼埋啲咁嘅嘢，你知唔知係 sexual harass（性騷擾）緊我㗎。」
想起當時情景，江紹祺坦承，「嗰陣時我好寸㗎。」他說：「我同佢講，你究竟唔滿意邊一張呢？抑或張張都唔滿意呢？又或者唔係嗰啲poster，其實係我呢？」
結果，江紹祺因為無法接受校方在改組時，要他轉教副學士，被迫離去。而最令他難過的是，臨走時「冇人同我食餐飯，冇farewell （送別）。」
撰文：黎加路
攝影：董立華 馬泉崇
踏入2000年的香港，雖說是國際自由金融貿易之都，查實將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只不過才10年的光景。
受到挫折的江紹祺，懷念Essex大學校園讓他感到釋放的自由氣氛。他說：「讀MA（碩士）的時候，冇完全out（出櫃），96年再去讀（博士）嘅時候，就好out嘞。」
大學入面有幾位著名的同性戀學者，江紹祺選擇了Ken Plummer教授做博士論文的導師，進行對華人男同志跨地域的研究。他指Plummer教授「係第一本用社會學去講同性戀究竟係乜嘢事」的知名學者。
江紹祺相信，「我嘅土壤响英國嗰度」，「佢哋覺得呢樣嘢係好冇嘢。」
眼前的江紹祺博士，衣着並不特別「爆」，「有啲肉，冇肚腩，少少大隻」，符合圈中的Bear Bear熊仔標準身形。辦公室門外，好像也沒有貼些甚麽。辦公室內，也只是存放了一批《男男正傳》展覽時用過的「老同志」造型黑白大照。12位戰前出生、飽歷滄桑的香港「老同志」，在《男男正傳》中，都留下了一段不為人知的口述故事，訴說在同性性行為仍屬嚴重刑事罪行的黑暗歲月，如何偷偷摸摸走過這段殖民地漫長而屈辱的基（Gay）路。
訪問同志警察 揭開神秘組織面紗
江紹祺在書中指出，「英國的《1967年性犯罪法》已將私下同性戀性行為非刑事化，殖民地政府並未跟進。」導致同性戀者一直在惶恐中度日。直至1980年1月，香港皇家警隊洋督察麥樂倫（John MacLennan）在何文田單身督察宿舍，身中五彈倒斃一案發生後，社會對這宗涉及同性戀背景的案件，感到疑點重重，才迫使政府委任楊鐵樑法官成立調查委員會，展開調查；同時，指令法律改革委員會，檢討有關管制同性戀的法律。
儘管麥樂倫案最終裁定「死於自殺」，但法律改革委員會1983年發表報告，建議將男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
江紹祺說：「呢件事，令到社會對同性戀嘅公開辯論，突然間浮出水面。」他認為，「如果話1969年紐約「石牆（基吧）事件」標誌住美國同性戀運動嘅正式啟動，香港1980年麥樂倫事件，亦有同樣嘅歷史意義。」
深信麥樂倫案是香港同志運動一個重要開端的江紹祺博士，曾為此前往倫敦國家檔案館，希望從最新的解封文件中，找到此案的一些渺茫的線索。
死時只有29歲的麥樂倫，出生於蘇格蘭，1973年來港加入警隊。數年後遭解僱，他尋求當時為民請命的葉錫恩議員幫忙，討個公道。麥樂倫透露自己1977年在政治部人事組工作的時候，曾經接觸到一些檔案，涉及高級公務員的同性戀行為，因此受到解僱迫害。為他奔走的葉錫恩，顯然不知道麥樂倫之前曾受到「特別調查組」（SIU）的調查。這個當時成立不久的小組，專門偵查有關同性戀行為的可疑人物。
同是蘇格蘭出身的港督麥理浩，讓麥樂倫以短期合約重返警隊。但SIU小組並不放過他。1980年1月15日，正當警方到達何文田警察宿舍，準備以「嚴重猥褻行為罪」將他拘捕的時候，始發現麥樂倫「早一步」倒斃反鎖的寓所裏，胸口有五處槍傷。
2014年出版的《男男正傳》，書中唯一的外國人受訪者Robert，就是當年牽涉入麥樂倫案的「同志警察」。Robert在書中沒有以全名示人，但不介意將兩張黑白照片交給江紹祺，用作故事的插圖。一張是1947年Robert在倫敦出生受洗的家庭合照；另一張是少年時，在寄宿學校的球隊合照。
Robert是在1974年英國經濟蕭條的時候，偶然看到香港警隊的招募廣告，決定來港當差。他與麥樂倫同樣住在何文田單身督察宿舍。他在《男男正傳》憶述，「我和他（麥樂倫）不是很熟，在酒吧喝過幾次啤酒。」
麥樂倫身亡的翌年，Robert離開警隊，原因是知道自己已成SIU特別調查小組的獵物。Robert感到害怕，他指，「這個小組秘密運作，要是在今日一定無法被接受，說白些，他們為了得到消息，會欺凌和勒索一些人，有些人被動搖了就提供消息。」
Robert回憶稱，他只對過一位警隊的特別朋友「出櫃」，表白自己是同性戀者。他懷疑就是這位仁兄出賣了他。儘管Robert在總督察升職試中，名列前三位，但連續兩年落選。上司婉轉告訴他，廉署、罪案調查科、政治部的背景審查都通過了，唯獨是SIU特別小組一直將他列入黑名單。
Robert只好轉職商界。他慨嘆：「我們很害怕，因為那是違法的，你可能因此而要吃上多年的監牢飯。是的，那真是個壓抑的年代。對每個人都一樣，不只是警察。那就是當時的香港。」
江紹祺說：「我come out時係90年代，非刑事化都係啱啱過。」對比起今日香港同志社群，他覺得，「唔同晒嘞，成個世界都唔同晒嘞。」
唔想扮嘢 踢走階級觀念
港府1991年始將男性性行為非刑事化。各類同志組織隨即如雨後春筍湧現。以同志為消費對象的粉紅產業，諸如基吧，同志桑拿等等，也應運而生。在看似走出彩虹的景象中，江紹祺以學者的觸覺指出，原先的法律辯論，已轉向各種社會道德的爭議，辯論的勢力來自四方八面，包括政府及教會人士……
江紹祺說，行內的研究推算，香港同性戀人口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這就是香港同志組織先驅「香港十分一會」名稱的由來。他說，「如果香港有700萬人，咁即係有70萬人，當中老人家應該有廿幾萬。他笑說，「啲人成日講香港嘅基督徒人數都係十個巴仙之嘛，所以大家一樣。」
見到月前台灣同志婚姻法通過，江紹祺無奈地說：「香港停留咗響一個奄悶嘅位囉。人哋講緊同性婚姻，自己仲講緊Gay game（同志運動會）」，「同成個政治氣候有關，同大部份香港人一樣，覺得你做呢啲嘢都冇用㗎嘞。」
江紹祺幽默地說，「政府高官入面差唔多70%有宗教背景，天主教或基督教。如果一個咁重嘅宗教背景嘅政府，佢哋會用一啲好隱秘嘅方法去擱置一啲政策。」他慨憤說，「連性傾向條例立法諮詢都冇！」
「同志運動同其他運動一樣，有時打晒交。」江紹祺承認，「同志社群係社會嘅縮影，社會係好分階級，同志社群都好分階級。中上環嘅基吧同佐敦本土基吧，你係會見到兩種唔同嘅基佬嘅，係好清楚分開嘅。中環嗰啲一定係講英文，至少識英文，着某類型嘅衫，好都市型，講嘢全球化……」
在荃灣長大的江紹祺說，「我寧願去本地基吧，嗰啲冇咁扮嘢。」
江紹祺現時每個月一次跟《男男正傳》的老同志飲茶食飯。他協助這群已進入人生尾聲的老同志成立「晚同牽」同志組織，讓他們擺脫大半生走在黑暗的內心陰影，參與各類同志的活動，光明正大爭取他們晚年的需求。
江紹祺說：「有個阿伯，有一次身體唔好，煮唔到嘢食，所以揾附近社區中心送飯畀佢，但佢驚送飯阿嬸唔知乜嘢人，於是將屋企入面同基有關嘅飾物揼鬼晒，因為佢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