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周人在韓國，隔着屏幕追事態進展，信息來源雜亂而廣泛——網絡傳媒，fb與twitter的實時更新，現場直播及彈幕，連登以及各種telegram、WhatsApp群。隨着抗爭升級，每隔幾天傳播溝通的重點就為之一變。這幾日大家關心的是如何評價七一晚上佔領立法會的年輕死士，在整體論調是不抹黑、不割席的前提下，輿論場很難造出一個合聲。
直接捲入抗爭的年輕一代，早已喊啞嗓子卻仍在嘶吼，勉勵彼此，也有些會批評年長世代；三四十歲的專業人士，也許是出於個人境況的限制，也許是不同意抗爭的策略，並沒有參與那晚一線衝擊，甚至沒去遊行，心頭湧動着愧疚，寫下對青年人的懺悔和感謝；較為左派的運動老兵，嘗試在一片讚譽聲中發出批判的聲音，反思抗爭哪一步出了錯。也有還有機緣巧合認識的其他階層香港人，有一起行山的銀行白領，之前的房東夫婦，還有幾個公務人員，態度則是責備和不解居多。也有從頭到尾不發聲的人，但我看直播時分明收到提示說他們也在線。
於是又開始藍絲、黃絲的相互攻擊，心急者大聲喊「不要分化」，要記得二百萬人曾經一起行。這幾天我常想香港是真的被分化了嗎？還是這個社會本就有着意見相悖的人，在短短的激烈凝聚後又四散而去。大遊行那周，我搭的士和司機閒聊，他前一天也去遊行，談起林鄭咬牙切齒，末了他說希望下屆特首是唐英年——他會贊同衝擊立法會嗎？好友是中學老師，只要學生上街他一定要去保護學生，那晚他仍在立法會外，但他說實在無法認同。另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許久不更新fb，她反感人們把自殺的青年當烈士讚揚，但她不敢說。
在「我們」的大聲論述中，這些聲音不是聽不見就是發不出，但它們存在，也許下一步的努力可以是細想如何讓它們現身、融入，鑄造一個更為長久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