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反送中惡法遊行從哪裏開始？不是維園，其實是澳洲悉尼新南威爾斯省立圖書館。因為時差，早在香港起步前，悉尼已先行動。
烈日當空，紅色橫額「No China Extradition」高揚。召集人Jared本來估計只有200人參與，最後出席人數卻多達3,000。既有移民超過30年的老太太，也有學生和一家三口。
「不是住在外國便甚麼都不用管。在外地的人也很關心和支持香港。」
「雖然身處海外，我認為也有責任表達我們關心香港。」
「我們在這裏生活，但香港永遠是我們的家。香港有不公義的事，也會發聲。」
世界各地不同城市陸續加入反送中行列，組織速度如此快、地區如此廣、人數如此多的海外港人抗爭活動，聞所未聞。不同的立場、懷着不同的心情、面對不同的困難、作出不同的行動。
然而目標一致。
撰文、攝影：楊天帥
傘運啟蒙 心動不如行動
在悉尼反送中運動擔任召集人的Jared只有20歲，政治素人，過去參與過七一遊行，但站出來做搞手，是第一次。
除Jared外，還有近50人與他共同策劃。他們大多從網上認識，運作方向以投票方式決定，分工則賴各人自發。除遊行外，他們又發起聯署、遞交請願信等，以爭取澳洲政府關注，進而向港施壓，迫使港府撤回修訂。
「我們對中國的司法制度實在不信任，害怕政府會利用它（《逃犯條例》）達到政治目的，用莫須有罪名引渡香港異見人士。」
Jared說，參與反送中的人各有其政治啟蒙點。八九六四、反國教，不過最多還是雨傘運動，他自己亦然。
以本文訪問的四地組織者為例，他們都是年輕政治素人，都是傘運後對政治更關心。儘管他們身在海外無法參與社運，但一直關注香港動態，彷彿靜待爆發一刻。
如Jared所說︰「心動不如行動。」
在海外，香港人屬少數，又無政黨主導，要在短時間組織起來，殊不容易。傘運遺留下來的網路連繫正好成為反送中的溝通起點。
當然，反送中這議題本身也是引起激烈反響的主因。如Jared 指出，這議題在立場上幾乎無可爭議。你或者支持港獨，或者堅持一國兩制；年紀較大者身份認同傾向中國，年輕的則自居香港人。然而說到反送中，這一切都變得無關痛癢。
「我們當中有學生，有人已在這裏定居，甚至有人在這裏出生。但無論年齡層與政治立場，這次都可以團結在一起。」
共同追求的只有一個字：撤！
港人集會 我卻在這裏睡覺
生於中國、長於香港的Joanna，行過7.1、佔過金鐘，僅此而已。三年前，她從香港往日本求學。
住在日本，大概也是不少港人的夢。然而這夢也有逆轉時候，對Joanna來說，那就是夤夜時分，躺在床上，透過直播看港人抗爭之時。
「身在日本，我覺得好無力。香港人去集會，我卻在這裏睡覺。我覺得有一種被保護的感覺。既然如此，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在日本某處徹夜靜坐，讓港人知道，東京的港人也在支持他們？」
想法轉化為行動。只是不能說做就做，事前要準備、要與警察協調。與Joanna並肩的另一位港人Anna說︰「我們不希望影響到日本人生活，所以做任何事都要合法、通知警方。」
最終首次活動因未能趕及申請而改為晚餐討論會，但仍讓大約30個不相識的居日港人聚首，討論今後策略。當中有人從神戶搭通宵巴士來到東京。
「大家都好想做些甚麼幫助香港。個個都問，我可以做甚麼？」
反送中運動的日子，Joanna一邊策劃，一邊做功課，一邊透過直播看香港消息。每夜她邊哭邊看，至凌晨3、4點倦極才睡。醒來又看香港有無狀況更新。
看直播狂哭 恨我點解喺日本
「看見警察暴行，我問自己為甚麼不在現場。為甚麼我不是衝的那一個？我覺得好悔恨，為甚麼我是在日本？」
二人雖也想過回港，然而最終選擇留下，與其他港人向英國領事館遞信、在銀座街頭為太古廣場墮樓身亡的反送中示威者默哀，以及發起全球舉黑傘拍照表態行動。為支援反送中，Joanna上學走堂、Anna上班遲到，晚上又睡眠不足，但仍不時想是否做得不夠。
「對比香港的人，我們做的仍太少。」
「其實我在想，今後我是否還能返港。」Anna說。訪問是在林鄭月娥宣佈暫緩修例前進行，那時候還沒有人知道送中會否落實。
Joanna接着道：「我也是，我驚被人拉。因為我是用自己的facebook賬戶聯絡，資料已經全部公開。我是留學生，所有生活費由媽媽支付，現在我做了這種事，會否不能盡孝？」
被拒入境 下個會是我？
在阿姆斯特丹有份組織反送中的港人化名Nora受訪，就是因為怕。
她5月開始注意反送中一事，開始思考自己能做甚麼。她與幾名組織者提議在阿姆斯特丹舉行集會聲援，短短幾日內舉行了過百人參加的集會。她們又收集聯署，送荷蘭外交部，請求當地政府關注。
她說，參加者曾認真討論是否要在遊行集會拍照時戴口罩，隱藏身份。有人認為這種百多人的集會太小事，不會有人理，但Nora另有看法。她認為普通參加者大概不會被算賬。大人物如黃之鋒、朱凱廸，因公眾關注，大致也安全。唯獨那些夾在中間，名聲不夠大，但又不只是參加者的人——比如她本人——面對一種獨特的危險。
「所以大家都不想被標籤做領袖，畢竟香港和大陸都是向領袖埋手……也可以說是大陸的策略成功，它確實令人表達意見時擔心、猶豫。」
Nora大約十年前離港求學。她說，若是在十年前的香港，她不會有這擔憂。傘運後她信心急轉直下。
「你見到雨傘後好多人被捕，那種感覺近乎捉拿政治犯。你又見到近年好多人物想參與六四等集會，都被拒入境。因此我才會感到擔心。」
然而她仍堅持行動。
「因為香港這個地方生我育我。」她說。「其實原本我的初衷就是在外面取得成就，再返來回饋香港。既然此刻我在國外相對安全，能做的事就應該做。」
「或者負面去講，也可說我是在自我宣洩。看見香港這個狀況，你會想做些甚麼，起碼不會心情鬱悶，唔開心嘛。」
也許與Nora的努力有關，也許無關，作為事實，荷蘭政府還是對反送中表達了關注，甚至有議員在國會書面提問。另一方面，德國政府亦聲明支持香港民眾訴求，並指若港府堅持修訂《逃犯條例》，德國會考慮廢止與香港之間的引渡協定。
We connect 事情才變得可能
有份推動德國政府回應的，是現居柏林的一眾香港人。參與組織的兩個女生Bonnie和Joephy均在當地修讀和從事藝術工作。前者主內，後者主外，在當地與許多香港人舉辦集會等活動。
此外她們也收集簽名、去信國會及各大政黨。其努力成功得到德國政府回應。若問回應了又怎樣，200個港人出來集會又有何用，Joephy也不敢斷言能在政治上影響到林鄭月娥，但她同時認為，如果沒有今次的全球聲援，所有抗爭只在香港發生，《逃犯條例》修訂會更易通過，「香港會更容易變成與上海和北京一樣」。
她提到反送中運動另一意外收穫：本來各散東西的香港人因此連在一線。設計的幫忙設計，撰稿的幫忙撰稿，繙譯的幫忙繙譯。「比如『香港人在德國』的版主石賈墨，是香港唯一與哥德學院合作，用廣東話教德文的人。他是我們最大的繙譯支援。沒想過能與這樣厲害的人共事。」
「五、六十人，有力出力，事情才可以做得那麼快。」
她期望難得相聚的人，今後能繼續發揮某種作用。「真的好似林鄭講︰We connect。聚在一起，很多事情才會變得可能。」她說。
抗爭還未結束……
市民提出的四大訴求，林鄭月娥一個也沒答應。對此，四個城市的受訪者取態都是見機行事。如柏林的Bonnie說：「只能根據未來24小時發生甚麼事去應對，講不了很遙遠。」
悉尼的Jared道：「我覺得林鄭真係拖字訣。老套都要講：非常無恥。因為林鄭不動搖，所以才會行動升級，我們要再留意才知道有甚麼進一步行動。」
他們沒有站在香港的土地，但他們不離地。與身處香港的人一樣，他們意志堅定，訴求簡潔：不撤不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