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變得不公義，就會有人走出來抗爭，尤其是年輕人。2012年，萬人反洗腦國民教育，年輕人擔大旗走到最前；2014年6月，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計劃，年輕人包圍立法會；同年9月的雨傘運動，催淚彈激發數以十萬的年輕人走到街頭，爭取屬於香港人的真普選。
今次反送中惡法，無私付出最多的，亦是年輕新一代。由上街遊行包圍立法會到警察總部抗議，手無寸鐵地面對子彈橫飛警棍亂舞。當中有血有汗，流過眼淚，亦有人被捕，但他們依然站在最前線。
這群港青新世代，希望用他們的一舉一動，守護香港僅餘的自由，捍衞香港核心的法治，只因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撰文：梁浩維、鄧可盈
攝影：田俊、林志謙、王命源
英國留學生：保護每一個我和你
由6月9日反送中大遊行開始，26歲的Calvin一直參與其中。上周三早上，他拿着寫有示威標語的畫板，跟一批不認識的年輕人，遊行到各國領事館請願。之後，他走到立法會示威區休息，準備參加晚上民陣的集會，「作為香港市民，享受了那麼多年的權利，其實都有義務保衞自己的家園。」
「作為社會的公民，需要對社會負上責任，竭力去爭取公義的事。」
Calvin在英國讀大學，主修哲學與社會學系，對於社運，他有自己的見解。他慶幸自己有一對關心社會的父母，因為他們，自己亦開始留意政府施政，「2003年7.1遊行反23條立法，媽媽第一次帶我上街。她告訴我，作為社會的公民，需要對社會負上責任，竭力去爭取公義的事。」
自此以後，Calvin一直熱衷社會運動，每年7.1總會舉起標語上街。反國教時，他自發擺街站，宣揚理念；雨傘運動時，即使身處外國，他亦堅持出席當地港人發起的示威活動，「我甚至有衝動，叫媽媽買機票讓我回來參加佔領，但那時正值考試，我覺得在海外替運動作宣傳，也算是一種貢獻。」
6.12當日，Calvin一直在紅棉道為前線支援，負責運送物資，撐傘抵擋警方的胡椒噴霧。催淚彈施放一刻，Calvin忍着眼睛刺痛，扶身邊的朋友到急救站，「那一刻我真的很憤怒，第一個念頭就是我以後都不交稅了。」他解釋，納稅人付錢支持政府運作，卻換來警察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市民，此舉違反了政治倫理。
反送中運動至今已持續近一個月，Calvin參與了多個溫和的請願集會和遊行，「我們都想取得最大的效果，就現時的情況而言，和平理性的示威活動能喚起更多人關注，我便去做。」
老一輩的人，總會指摘年輕人參與社運，是「搞亂香港」。Calvin坦言，自己身邊亦有親友有這樣的想法，使得雙方關係緊張，「當你明白年輕人的動機，便不會稱他們是暴徒，因為他們其實是在保護每一個我和你。」
DSE考生：不論年齡都有責任
上周三的民陣集會，現場一片人海，當中很多是年輕人。剛考完DSE、今年17歲的Shelly（化名），是當中的一員。她戴着黑框眼鏡，頭紮馬尾，手持「撤回惡法，還我自由」的標語牌，站在人群之中。尚一臉稚氣的她，明白香港的社會和政局已在不斷敗壞，「從國教開始到雨傘運動，到現在，香港人的自由慢慢一步一步被侵蝕。我站出來除了因為我想捍衞自己的自由，亦因為我對香港的未來感到迷茫。」
「這個香港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身為一個香港人都不捍衞自己的自由，那誰來捍衞？」
從響應網上號召，第一次走上街頭參與社運，到在催淚氣體瀰漫的金鐘當後勤支援前線，對將來意欲投身傳媒的她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成長經驗。積極參與運動的她，談起警方的清場行動，依然激動，「看到警方施放了那麼多枚催淚彈，我最大的感受是，為何我們在做對的事，卻遭到如此對待？」
Shelly表示，身邊很多同學跟她一樣，每當香港出現一些不公義的決策時，都會走出來守護抗爭，「他們明知是有風險的，都願意站出來，付出自己的時間和心力，他們都很勇敢。」有人會認為，站在最前線的應該是成年人，而非一群中學生，但她覺得，不論甚麼年齡，只要是香港人，就有責任捍衞自己的家園，「這個香港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身為一個香港人都不捍衞自己的自由，那誰來捍衞？」
與許多年輕人一樣，Shelly的父母不贊同女兒走上抗爭的前線，不了解反送中運動的原因，認為年輕人只是無事生非，是「搞亂香港」。幸運的是，她並未因此與父母有衝突，「他們平日在電視上看到的畫面都比較暴力，所以會擔心我的安全。但我們沒有吵架，我也會尊重他們的言論自由。」
社運素人：教媽媽不要看TVB
應屆文憑試考生Kandice（18歲），出身基層家庭，校內成績不俗，是被寄予厚望入讀「神科」的高材生。這個熾熱的6月，她本應在靜候放榜的徬徨中度過。但在民陣的集會上，她身穿印着「自由不是免費的」（Freedom is not free）的T恤，在集會中高舉抗惡法標語。她是「社運素人」，文憑試後百無聊賴，讀了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兩本經典：《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並由此獻出她的許多第一次：出席六四集會、參與遊行，在6.12的催淚煙霧中呼喊流淚。
「我身邊還有很多對這件事，對社會政治不聞不問的人，我覺得我的任務就是繼續喚醒他們。」
她表示，香港日益敗壞的社會政治環境，都讓很多年輕人喘不過氣來，在面對未卜前途的迷茫與無力之間，反送中運動爆發了。抗爭者的勇敢和善良，讓她自覺有喚醒身邊人關注香港未來的責任，「知識很重要，如果沒有知識，就很容易被人隨意洗腦和操控。我本身跟媽媽的關係不太好，但現在我開始教她多認字，讓她不要看那麼多TVB，不要被洗腦。我身邊還有很多對這件事，對社會政治不聞不問的人，我覺得我的任務就是繼續喚醒他們。」
作為關心政治的新世代青年，Kandice將自身的政治覺醒，歸功於雨傘運動期間，容許學生罷課的母校，以及為她提供思考鍛煉的通識科。
她認為，新一代不再是死記硬背學科知識的一群，而是有批判思考的個體。Kandice不敢預言運動的成敗，卻得到一個領悟，「最重要的不是改變政府，而是改變我們自己。只要像記住六四一樣牢記歷史，人民保持清醒，我們就有能力和希望繼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