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左右，家父身體出現了一些小毛病，卻因為老人家的連串頑固想法，照顧他的家兄也愛莫能助，結果衍為大病。今夏帶同家母回港，原定一道旅遊的，結果變成進出醫院探病。人生無常，也是無可奈何。
家父的固執，卻把我拉回對人生晚年的思考。近兩年來，與李歐梵教授合作的一個小玩意，正是反思西方學界對晚期藝術風格的論說。二十世紀初，德國哲學家阿多諾討論貝多芬晚年作品特色時，提出「晚期風格」之說，認為這個時期的貝多芬充滿「桀驁不馴的姿態」、屬於「滿目瘡痍」的「災難性作品」。無獨有偶，大文豪托爾斯泰聽到貝多芬晚年的第二十八號鋼琴奏鳴曲，同樣破口大罵，說為「低劣的藝術」。近代學者薩伊德承此論調，把「晚期風格」從貝多芬擴展至其他作曲家、演奏家與文學家等，結論人生來至晚期，往往離經踰矩、冥頑不靈，甚至刻意顯得毫不和諧、陰陽怪氣。這種看法，多少反映了西方社會看待人生晚年的基調：老頭子就是grumpy且難以理喻。東方思想，卻多秉持「尊晚」的美德，建立出對長老的崇拜，由是多認為初生之犢總是不成熟，能登藝術巔峰者，往往是爐火純青、閱歷甚深的老人。因此，我們不會想像金庸當年繼續寫作武俠小說的話，會是倒行逆施、顛倒艱澀的災難作品，而只會假設那會是如何臻達化境之神作。也許由於「尊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類傳統包袱，我們對老人家的固執脾性，即使萬分不同意，也有着多一點耐心和忍讓。
西方文化裏面，雖有「老智者原型」（wise old man archetype）的建立，但同時亦敢對既成體系提出懷疑、對大師級演藝家的後續作品作出批判。勇於對傳統框架作深度反思，造就了西方文化不尚因循的創造力和幻想力。跟李歐梵合寫的新書中，於審視西方學界的晚期風格論說之餘，卻未克反過來更作剖析「早期風格」一二。事實上，西方給予年輕一輩發揮的空間，對初試啼聲的鼓勵、破格嘗試讚嘆，足以令我們汗顏。對年輕學人呵護、容讓、支持、信任，是文化得以向前發展的原動力。
今個六月，見證了這個城市內百萬人齊心締造的奇跡，也親身體驗到這個城市的撕裂。六月十二日晚的集會，應「定性」為「暴動」嗎？我們且先撇除政治立場，看看十六日大遊行後，多份報章忽然轉調、建制議員紛紛出來表示「疑慮未消的前提下，不宜硬推具爭議性法案」、「特首應向市民道歉」、「要求政府作出修正」之類充滿娛樂性的嘴臉，便知政府於百萬人遊行結束後兩小時，即急不及待表明不理台灣拒收陳同佳仍會「堅持初心」、甚至要求原應制衡行政長官及政府職權的立法會好好配合，盡快二讀三讀通過法例，是多麼破壞社會政制和法制的一回事。數夠票就可以硬闖過關？這設想其實並非天真，一百萬人出來遊行後，自恃夠票的特首，根本不會考慮與民「同行」，反而加速推行步伐、仍然唱着「初心」老歌。如果沒有青年人於十二號圍堵立法會，令二讀不成，然後激發起二百萬人的更大抗議，法例可能早就通過了，建制議員也不會轉頭反插特首不是。建制現在紛紛才發現「欠缺諮詢」、「解釋工作不夠」、「不夠成熟」的一條法例，於法律上、經濟上、政制上的影響都極為深遠，如今未能通過，還要多得年輕人的奮勇堅持。
可是我們這個「尊黨敬老」的政府，真有嘗試過與年輕人「同行」嗎？若領導者自忖還是圍堵立法會那些年輕人的歲數時，只知道考第一，哪懂甚麼公義法制等的話，那便大錯特錯矣。我們對年輕人的識見和能力有所懷疑，往往是將他們與當年的自己相比。時代不同了，年輕人懂的、年輕人敢的，我們都難以想像。我們可以做的，只有盡量提供具啟發思考、國際視野的教育，給予信心和發展空間，匡扶他們與世界接軌，而不是扼殺他們的訴求、以高壓的家長式教育命他們遵從，甚至以槍桿子彈令他們屈服，否則，我們除了推自己往冥頑不靈的「晚期」之餘，也扼殺了屬於年輕人的「早期」風格。
遊行當天，我跟同行的周同學說，對上一次上街，剛是三十年前，也是與他一起。逼爆的街上，圍繞身邊的都是香港人，扶老攜幼的，和諧有序，是一種久違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