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致張一渠手札，共兩通三葉。首通署名「何日平」，次通署名陶行知，紙尾附有張一渠題識。
首通云﹕
「一渠先生：承約餐敘，至為感激。但因兩星期前上海各大學同人約弟於今晚七時開討論會，無法前來領教。弟有話與先生暢談，改日再趨前會商。敬祝康健！
何日平二一，六，七。」
紙尾有受函人張一渠的題識云：
「先生姓名多更易，民二十一以政見關係，被國府通緝，化名何日平，此函足資印證。嗣通緝令取消，仍用陶知行原姓名。迨民二十四，更名行知，寓先行後知之意。張一渠記。」下鈐朱文方印「張一渠」。
按：受信人張一渠，又名錫類，浙江餘姚人。紹興第五中學讀書時受教於周作人，浙江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曾任龍游縣政府科長、餘姚縣參議、上海市參議員，一九三○年二月與石芝坤合資創辦兒童書局。張氏能畫善文 （筆名徐晉、余再新等），雅好吟詠（有《三不拜草堂詩鈔》）。曾與陶行知、丁柱中合作出版《兒童科學百科叢書》；又得陳鶴琴之助，出版小學課本及讀物，因業務擴展（出版兒童讀物教育書籍達千種），一九三五年加入官僚資本，由潘公展任董事長，以此解放後兒童書局由軍管接收。
政權交替前，張一渠攜眷赴穗，旋轉香港，曾訪在港樓適夷（中共地下黨人）。樓力勸張勿去台灣。結果張氏沒去台灣，只留港觀望。一九五一年，大陸批判電影《武訓傳》，並及陶行知與陳鶴琴。物傷其類，張氏只好滯留香港了。張氏曾在友聯系統的《兒童樂園》創刊號上發表《自由歌》（由張超英配畫），詩的風格也像陶行知：
「圖畫辭典裏，什麼字都有。最美麗的字，就是『自由』。
甚麼叫自由，大家來研究。想一想！
小朋友。籠裏鳥兒叫，網裏魚兒跳，叫不停，跳不休，自由不自由？再想想！
小朋友。鳥兒空中飛，魚兒水中游，來悠悠，去悠悠，自由不自由？」
這可謂詩以見志，張氏流落海隅，是能繼續其兒童教育的理念，參與了《兒童樂園》、《兒童之友》、《好孩子》等雜誌的編務。直至一九五八年四月病逝，享年六十有四。
第二通內云﹕
「一渠先生：這幾天窮得要命。您前說天馬書局（記不清）要我的小品文自選集，現在送來。預支版稅壹佰陸拾元。如能今天領得，請交小桃帶下為盼。此事請費神代我親自跑一䠀，如拿得穩，就請您墊一筆款更快。許多人等着吃飯，一舉手之勞，勝造十級浮屠。敬祝康健。陶行知，二四，五，五。」
陶氏下署「行知」，是兩字合成一字的花押，看來倒似是個「知行合一」了。
按﹕一般涉及告貸函件，多會叮囑「閱後付丙」或「付火」。但陶氏胸次淡蕩，不拘小節。所以沒有這些扭擰作態的叮囑。遂令當日的窘迫，今日仍能見於紙上。此帖六十年代曾為莊嚴先生所藏，後歸寒齋，在檢讀傳誦之間，輙戲呼為「乞墊帖」。這是想類比於前人能不忌諱地以「乞米」為帖名。近人黃裳評《乞米帖》謂﹕「予觀魯公（顏真卿）《乞米帖》，知其不以貧賤為愧，故能守道，雖犯難不可屈。剛正之氣，發於誠心，與其字型無異也。」 （見《溪山集》）今陶行知雖經濟窘迫，但帖中表現是俯仰無愧故亦無所隱。這正是一種君子安貧的氣度。
陶氏熱心鄉村教育，極力提倡「武訓精神」。宋慶齡說陶氏是「萬世師表」；毛澤東說他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郭沫若說「古有孔夫子，今有陶行知」；董必武說「敬愛陶夫子，當今一聖人」。但這些恭維都是指教育方面的努力，似乎忽略了陶行知是「教育家」的同時也是個出色的「政治家」。
陶氏對政治的留意，是自小已然的。遠在一九一三年，陶行知在金陵大學的畢業論文題就是《共和精義》。一九一四年，陶行知赴美國留學，先入伊利諾大學攻讀的是「市政學」，次年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可以說，政治纔是陶行知的本行。但人們又總是以教育家視之。
再從陶氏辦《農民旬刊》，提倡「生活教育」，以及一九二七年在南京鄉間辦曉莊師範，其實這都是教育和政治相纏繞的事，是教育和政治的結合。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陶行知從加入「救國會」到併入「民盟」這些政治團體，他在北張（申府）南沈（鈞儒）之間，也絕對是「指點江山」的重要人物。從曉莊師範被封、學生被殺、他被通緝，到在《申報》撰文闖禍，這一切都是政治事件，能說陶夫子只是「教育家」而不是「政治家」嗎？
到了一九五一年批電影《武訓傳》，提倡「武訓精神」的陶行知，當然成了中心箭垜。《人民日報》發表楊耳《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意義嗎》，接着連陳鶴琴也被批判了。其時上綱上線，都提高到政治的層面上。此時，陶行知是被認作政治人來清算了。
批判電影《武訓傳》，明顯要否定陶行知這位留美學生的教育思想。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時，陶行知政治棲託的「民主同盟」從中央到各地的主要人物就幾無所倖免了。到文革時，陶氏眾多弟子也幾無所倖免。幸好，到八十年代陶氏總算平反。
陶氏是國初首個大批判運動被錯誤批判的人物，而這「墊支帖」的本身，就是一則故事。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