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15萬印尼人，多信奉回教，當他們意外離世，身邊沒有母親無法可修飾的一對手，只能靠另一雙手，送她們最後一程。
這雙手屬於Fatimah Angelia，13年來，她親手清洗過千名印尼女子的遺體，不分死狀，不收分文，有時更千里迢迢送死者回鄉，同鄉皆尊稱她「媽媽」。
Fatimah本名溫慧勤，是印尼華僑，今年50多歲。1984年來港，曾為印尼領事館工作20年。除了為死者淨身，她也是印尼企業家、慈善團體Pondok Fatimah創辦人、乳癌康復者。
記者：鄭祉愉
攝影：Hing
2006年，Fatimah加入回教，剛在銅鑼灣中心經營Blitar Cafe 20年了，夥計均是嫁給港人的印尼女子。她記得，某天下班前，有個夥計忽然撒嬌說：「你之後一定要陪我返印尼，陪我到返屋企為止。」她當講笑，怎料翌日，夥計沒有來上班，因產後抑鬱，忽然自殺。她怪責「我當時認不出臨死的話」，第一次為死者洗身，一邊洗一邊流淚，甚至出錢運送遺體回印尼殮葬。她因此成為唯一願意為死者洗身的印尼人。
一旦印尼人在香港去世，遺體會由醫院運送至領事館確認身份，辦手續，就送到跑馬地清理遺體的地方，再送到殯儀館，由回教「阿訇」主持祈禱儀式。
回教的「歸真」儀式，意思將生命歸回真主阿拉。嬰兒來到世上，也應乾淨如嬰兒般，回到阿拉手裏，因此清洗死者，必須由同性別回教徒進行，最好同國籍。出發前，必須沐浴淨身，不可以碰觸異性。有人死，她就會接到電話，最頻密一日三次。
英籍銀行家雙屍案最慘
人有許多種死法，心臟病死、癌病死、自殺死……願意無條件清洗死者的印尼回教徒，只有她一個。問及所見最慘，Fatimah只淡淡地提到英籍銀行家虐殺雙屍案，反問：「你話有幾慘？」印尼那位性工作者被割破喉嚨，頭顱幾近脫落，被發現時已腐爛發臭，也是她親手洗的。
遺體送到，往往已過了一星期至10天，用膠袋裝的赤裸屍體被雪藏至硬繃繃，她會仔細地一步步抹乾淨。她穿上防護服，戴上手套。視乎屍身狀況，多用凍水，「怕整甩層皮」。按回教儀式洗淨，沖洗五次，亦用肥皂水洗乾淨頭髮，全程輕手輕腳，她堅持溫柔對死者：「人哋過咗身，都會好痛好痛，不過講唔到嘢。」最後，再用清真寺提供的白布包裹遺體。
進行歸真儀式，有一條規矩：不可以流淚。第一次之後，Fatimah再也沒哭，只能在心裏流淚，一邊為其默默祈禱，清洗罪孽，腦內念頭千迴百轉。如果有家屬在場，也不能哭泣。
入境處標準僱傭合約規定，萬一傭工過世，僱主需負擔遺體及個人物品運費。Fatimah見盡人情冷暖，有香港僱主不肯付運費，由印尼領事館負擔；有僱主涼薄，不管不顧，也不伸出援手；有僱主把死者當成一家人，前往送她一程。
死者踏上歸途，應家屬要求，Fatimah有時會自費送死者回家。飛機上分乘艙和底艙，死人在下，生者在上，到了當地機場，再往貨倉接回遺體。死者家人看見了她，緊緊擁抱她，哭得肝腸寸斷。
她自幼膽小，又怕黑，印尼房子大得空蕩蕩，她怕得大喊「有無人啊」，她也驚訝自己做得來這份工作。丈夫擔心她患傳染病，仔女問她為何不收分文，她固執地答：「搵錢的工作，同由心出發係唔同。」
開設第一間印尼卡拉OK
把印傭福𧘲當成心之所向，只因她的生命與在港印傭緊密相連。
Fatimah長於印尼泗水，家境貧困，由母親獨力撫養長大。大學念會計系時，一直半工讀，亦供養妹妹上大學。1984年，與香港的印尼華僑結婚，一同來港領事館工作，她任職商務部秘書，大部份錢也寄回鄉下。1995年，兩夫婦開始創業，舖位離印尼領事館一步之遙，初時賣牛丸和飯，飯賣不出去，結果靈機一觸，規定買飯才能唱卡拉OK，意外開了第一所印尼卡拉OK，引起風潮，又同時在銅鑼灣開第一間印尼Cafe。白天上班，晚上就於工場趕製數百個飯盒，直至凌晨。
她很有商業頭腦，初來港，印尼長途電話費昂貴，100蚊才能打五分鐘。1996年，看見黃金機會，她與Telkom Hong Kong合作推出「Flag」印尼電話卡，100蚊可打18分鐘，由她負責建立銷售網絡，成為最受歡迎的電話卡。在銅鑼灣中心開電話店，高峯期足佔據三層空間，一共安裝了150部電話。
當時每日聽着女傭在異鄉與家人對話，述說如何辛酸、欠中介債務，又得寄錢回家，卻不敢告知家人……數百把聲音在她腦海匯聚成一把嗓音，她說：「掙佢哋錢，我要幫助佢哋。」她創立印尼婦女組織，又在灣仔開設Pondok Fatimah中心，月租三萬多，除每周日與印傭度過，帶他們看私家醫生，與中介吵架，還去探望獄中同鄉。隨手提電話出現，轉為開設網吧，亦保持印尼Cafe。
某次帶同印尼同鄉，前往看私家醫生。醫生建議她一併做身體檢查，怎料報告，Fatimah驗出第2B期乳癌，差點就第三期，她不得不結束生意和慈善工作，最終切除一邊乳房。直至四年前，她終於康復。「病完我話畀醫生，我好番要全心幫妹妹，唔係送妹妹都搵唔到呢個病。」
從前心態搵錢要緊，活在浮華世界，Prada、Gucci ……一個袋花兩萬多元，同款印花一買六七個，她眼也不眨一下。「以前要新潮，走出來，要係最靚嗰個。」現在她洗盡鉛華，坐在中心地上，笑着說：「𠵱家無牌都用啦，不如幫人好過。」
兩年前，Fatimah決定重開中心，同時擔任印尼回教婦女組織Muslimat NU的港澳代表。周日下午，鰂魚涌海山樓天井內，冷巷之間有一間店，幾位掛頭巾的印尼女人坐在門邊，門內另一女子正傾訴心事，說到激動，淚眼模糊。
被當傭工遭冷言冷語
這個地方為印傭服務，也由她們裝修和維持，包括合力換光管，粉刷粉綠色的牆身，鋪上地板電線，至於玻璃枱和椅子是印傭僱主送來的，平日就靠住在附近的印傭打掃。這裏是印傭的樹洞兼避難所，門外印着可求助的手提電話，凡是半夜突然遭解僱、生病，統統可以來住一晚。情況嚴重，再送往領事館。
她像印傭的守護者。遇上香港和印尼中介打龍通，令印傭欠債纍纍，她便會聯同當地勞工署官員，飛回印尼，與當地村長傾掂數，先搞定印尼中介，「下次唔可以俾人哋搞佢」。
在港印尼人分為兩個群體，有權居留的與外傭，活在不同世界。不過，2006年她正式信仰回教，戴上頭巾（Hijab）後，常被誤認為工人。單看舊照中，她長髮飄逸、抹上紅唇，衣着新潮的模樣，幾乎對不上現在的樣貌，又苦學廣東話，融入香港。她苦笑說：「我個款唔同咗，以前靚女都會接受我，不過接受我時，我變成一個工人了。」
如果不是港人歧視，Fatimah不會對外傭際遇感同身受。在赤柱高級餐廳，與子女吃自助餐，侍應一句「好少𠵱家年輕人肯帶工人一齊食嘢」；在電車兩手抱着孫子，對面的師奶又告誡她女兒：「你唔好請啲人咁老，老到唔識做嘢啦。」Fatimah剛剛因白血球過高，進醫院一星期，天天流淚，試過有病房助理冷言冷語：「你就開心啦，平時你蒸麥皮畀僱主食，𠵱家你食咗麥皮啦。」
清洗遺體時，她常常遇見許多因昏迷猝死的印傭，不禁懷疑是過勞。她忍不住說，香港人可以更尊重印傭，「香港人無女傭都唔會咁成功，兩公婆要做嘢要生活，全部嘢交畀工人，你無工人，點可以咁他條工作？」
愛與死亡中，眾生平等。Fatimah至今仍在服荷爾蒙藥，割去乳房的傷口，常常隱隱作痛。她想過，有朝一日復發，自己會死。遇上患乳癌的死者，她特別難過，也只笑着說：「我洗咗咁多人，無理由到我死為止都無人同我沖啦。」
這麼多年來，Fatimah從不吝嗇捐獻。幫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錢，她沒有計算，只當積陰德。中心牆上掛了一個捐款箱，月租萬多元，營運開支長年全由她一人負責，財政漸見緊絀。有時從銀包翻出錢，或者同鄉姐妹也會東拼西湊，幸運地也夠度日。她期望這個地方能繼續下去，有更多人關注印傭，一個人的力量實在不夠，嘆「無錢點幫人」，打算與兒子再做生意。
「我覺得好幸運，可以做到好事。」對這份責任，她不以為負擔，死裏逃生，活着施予也是幸福，「我一定要樂觀，因為我𠵱家仲可以周圍走，已比佢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