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0萬人反送中遊行，是過去30年來中國最大的街頭抗議活動。其成因和走向及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自然為世人廣泛關注。我認為，可用剪刀、石頭、布來描述香港市民、特區政府（特首林鄭月娥）和北京中央政府（習近平）的博弈關係。
最常見的第一場景：順民溫柔得就像一塊布，特首會扮演剪刀角色，快刀割韭菜般收拾民眾，北京還會像石頭一樣採取強硬路線給特區政府暗中施壓，幫助強化習氏極權主義擴張。通常，特區政府的剪刀功能也是北京刻意為之。
這種溫順配以香港部份短視的企業精英出賣靈魂換利益的交易，出現溫水煮蛙的效果：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險些通過，立法會和特首全面普選無法實現，還出現人大釋法權的擴張和《逃犯條例》修訂等。
公民策略左右專制出牌
但順民也有變成不合作的公民（在政權眼中就是刁民）的時候。當公民變成石頭，特區政府可能放低身段，顯出布的特徵，試圖通過靈活柔軟的政策措施，來感化公民，管控和化解危機。林鄭月娥的道歉、暫緩提交修訂《逃犯條例》及不再堅持遊行是暴亂，就是明顯的「策略上的讓步」（《紐約時報》社論如此說）。 此時的中央政府會赤膊提刀上陣，力挺特區政府，恐嚇香港市民。例如幾次大遊行後，中央表態支持特首，外交部警告外國勢力不要插手。
假如香港的公民不合作運動變成了城市革命，也就是說，假如掀起民主革命的香港公民變成了抗爭到底的剪刀，我們可以預測，特區政府必須硬着頭皮去應對，最終可能變成被扔出去的石頭。北京的中央政府會回歸到布的懷柔政策，犧牲特首，安撫港民，從而作出切實讓步，回應港人要求撤回修例、強迫林鄭辭職、釋放被捕抗議者等訴求。
在與專制體制和獨裁者博弈過程中，人們通常認為獨裁者佔有起手優勢。其實，公民經常是第一出牌人，在時間順序上，專制者會先讓他的代理人應招，而後根據事態發展機會主義地打出最後的王牌。公民選擇布，還是石頭，或剪刀戰略，其實已經預定了專制者的出牌選擇。
對香港市民抗議運動來說，當下的主要思考應當是：剪刀戰略有無可能逼迫習近平化干戈為玉帛？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主要基於下面幾個理由：
第一，香港的公民組織已經建立了組織和動員的能力和信譽。
自從香港主權移交後，每年的7.1遊行以及持續30年的六四紀念活動，都顯示出香港公民社會的獨立性。與大陸不同，香港至少還有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學術和辦學自由、信教自由和教會獨立，私有財產權受保護，外國企業自由營運，甚至反對黨還能存在。這些社會資本不僅保證了公民社會能長期抗爭，而且提供了動員的靈活性和合法抗爭的紀律。這為中國民主革命提供了城市中產階級理性漸進的範式。
第二，香港的混亂會給北京造成重大損失，超過一時顧面子的強硬路線所得。
社會抗爭的有效性還來自於它能否有效衝擊和癱瘓一個城市或國家的中樞地帶。西藏和新疆都有大規模抗爭，中國農村也有各種維權行動，但都不具備這一特徵。自清朝近代以來，香港就取得了中國變革和開放的領軍地位。對革命黨人和民主人士，香港功不可沒，對幾個政權來說，香港也舉足輕重。其實，共產黨在民國時代、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文革十年和後來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時期，都受惠於香港的資本、管理經驗及其國際自由港地位。遠說毛澤東通過香港找到自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近說習氏曾氏家族在香港藏金，廣說中共權力和經濟寡頭移民香港和以此為跳板遠走澳洲歐美，都是因為有香港這個中國「活口」。所以，香港的抗爭也反映了中共高層千絲萬縷的利益格局。黨內的分歧不可避免，彈壓或妥協就有許多罈罈罐罐要顧忌了。
再說，香港作為全球貿易和國際金融的中心之一，作為歐美日跨國公司在亞洲或中國地區的重要積聚地，大陸和香港關係的動盪以及一國兩制的裸奔，都會引起西方國家調整甚至收回給香港的特殊優惠。對經濟不斷下滑卻又遭遇貿易戰的習近平來說，香港危機確實是他執政以來最棘手的挑戰。
香港或帶中國走出活路
第三，中國國內和海外的聲援、支持，會繼續推動香港事件的社會化和全球化，讓北京認識到六四屠殺處理方式用在香港會帶來他們不想面對的結局。
中國的民主化啟動必須有社會的動員和大規模街頭運動的出現。香港的命運牽動了台灣的神經，蔡英文總統必然會把捍衞台灣自由民主與香港進一步淪陷連起來看。海外各路民主運動也已經從香港看到歷史的契機。香港問題的全球化最終能否衝擊大陸，促成中國民主運動的本土化，這是對香港抗爭的宏觀支持。中共有兵來將擋，把各種危機用切臘腸的方式分割處理化解的天賦。只有全局性的危機才能迫使中共政權改弦更張。全國民主化風潮、金融風暴、資訊體系失靈崩潰、經濟失序、大規模災變等，才能癱瘓這個「完美專制」。
但中國人的宿命難道只有「危險」（危難）才能催生「機會」（生機）嗎？為何中共執政集團和習近平無法以不忍之心行理性民主新政？
良善政治的最低原則是：「我活，讓你也活。」希望習近平能幡然醒悟，留下香港這個中國的「活口」。或者歷史會超出我們的想像，香港會帶領中國走出一條活路！
夏明
紐約城市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