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凌晨，朱耀明牧師手中握着兩朵白菊花，來到金鐘太古廣場外獻花。幾小時前，一個身穿黃色雨衣的男人，在廣場外逾20米高的臨時工作平台，懸掛「反送中」橫額，及後墮下身亡。朱牧看了新聞，很不安樂，本來回家了，打算睡覺了，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入睡，最後還是拿着花，駕車到金鐘，與自發前來的市民一同默哀，一同流淚。有年輕人走到朱牧身旁，與他抱頭痛哭，朱牧說：「可以傷心，但不能失望。」那晚，廣場外的人都希望完成烈士的遺願：「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
選文：趙曉彤
攝影：梁志永
回家後，淺睡一會，朱牧又來到616大遊行的人潮裏。他在灣仔地鐵站附近位置站台，為「反送中」被捕者籌款。從下午1時半，站到晚上9時半，為了與川流不息的人握手，他一次又一次俯身。他對記者說：「腰骨很痛，全身散晒。」其實，他仍未從6月9日的遊行恢復體力，那天，他也是站了整整八個小時。75歲、滿頭銀髮的人，預料不到香港人在一星期後，竟再次遊行，而且是從100萬人，變200萬人。五年前的佔領運動，他自言只是一個敲鐘者，希望發出警告，令人知道不幸和災難正在發生。他希望自己的微弱鐘聲，可以喚醒香港人的良知，令他們一同抵抗，一同保護香港。而現在，他看見很多香港人是醒來了，他很激動，又很安慰。
他最難忘大遊行裏的「救護車分人海」，那刻的震撼畫面，令他想起了《聖經》摩西分紅海的奇蹟景象，但他同時想起了罷工罷課那日，一排防暴警察不讓路給救護車。他覺得，香港人不應該有這樣的政府。「香港人這種公民質素，香港人這種高貴的品質，為何會被這麼殘暴的政府踐踏？這個政府怎可以對得起這200萬人？」
6月12日，他整天留意事態發展，從新聞片段看見警方如何以武力對待只是站着、坐着的示威者，甚至把催淚彈投進人群裏面，導致中信圍困事件，朱牧表示，中信最後沒有發生人踩人慘劇，是全靠群眾自發地、有秩序地不讓悲劇發生。他看見愛與和平，在示威者心中植根。然而事後，林鄭、盧偉聰乃至政府各部門的回應，卻是出來卸責、出來說謊，這令朱牧感到痛心：「香港政府本身已失去了社會道德倫理及政治倫理，由上而下地破壞原有的規矩和秩序。」他想起警察在開槍後面露笑容，極其氣憤，「這些畫面在我腦海中無法磨滅，你從一個人來講，你殺一個人，你開心嗎？」
朱牧並沒有在6月12日到達罷工罷課的現場，一方面是因為「階下囚」身份，他會避免到任何不確定有「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現場。其實，他更怕是如果他身在現場，其他人對他的指控會污衊了在場的示威者，轉移了運動的焦點。不過，他看見新一代人已經上場了，自覺出不出現也無所謂，無大影響。
他身在遊行現場。遊行裏，很多人高喊「林鄭下台」口號，有市民問他：「香港現在沒有真普選，林鄭下台又怎樣？」朱牧回答：「現在叫林鄭下台，是表明要她對6月9日、12日、16日發生的事，包括警方所用的武力、暴力負責任。」更重要的，是：「（林鄭）下台是讓我們反省制度上一定要改，試過幾任特首，一個比一個差，一個比一個令人民憤怒。」
「她的眼中沒有人民，只有選票，只有通過這條法例。」朱牧如此評價林鄭。他認為，不公義的制度一日存在，社會永遠無法和諧，因為沒有真普選，只能產出林鄭這類特首。「一人一票最重要的地方是我們和特首建立了一個道德上的關係，原因是我選你，我對你有監察的責任，你有向我負責的責任，但現在她根本不用，她對1,200人負責就可以。為甚麼她如此藐視我們？因為她不需要我們。」
朱牧站在人群裏，表達「反送中」與「林鄭下台」的訴求，同時仍在爭取真普選，他看見越來越多香港人醒覺，甚至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也敢於站出來，他說，爭取真普選，仍有希望。
親歷鬥地主 以勇氣反抗不義
五年前，他與戴耀廷、陳健民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爭取真普選。當時，他已70歲，希望在民主路上，與香港人多走一步。4月24日，朱牧因「串謀作出公眾妨擾（中環）」罪成，判刑16個月，緩刑兩年，戴耀廷和陳健民被判即時入獄。兩個月過去，朱牧的「階下囚」生活不太開心，好像常常有一塊大石壓在心頭。
「健民是我三十幾年的朋友，我每次想到他穿着囚衣回頭一望那張相，我都流眼淚。在大學界來說，你難以再找一個如此正直又能夠對社會如此瞓身的學者。在受審的時候，他自辯，律師問他為何要這樣做時，他只是說了句：我愛香港。」
說着，朱牧便流淚了。「最近很多事情，我要作決定、要處理的時候，我總覺得我少了一個人。即是，很多問題我都會問陳健民，就算有時我佔中後的訪問，我也會問他意見，我應不應該做？」從前，陳健民一直是佔中九子的「班長」，一力承擔了很多工作，但如今九子有四人在獄中，他好像也要兼顧原本班長的工作了。
同時，他很擔心陳淑莊的狀況，因為她的治療尚未完成，看東西仍有雙重影像，他說，這段時間對陳淑莊來說是身心也經歷了很大的困難。他希望佔中九子經歷的痛苦能夠喚醒更多人，更有勇氣去反抗政權的不義。
現在，他每天最快樂的事情，是黃昏和九歲的孫仔一起游水。遊行時，他總覺得自己75歲了，且不少時間花在內科、痛症科、呼吸科的覆診，他不知道自己還可以遊行多少次。孫仔便對他說：「爺爺，等你行不到的時候，我代你行。」
1956年，12歲的孤兒朱耀明來到香港，抵港那刻，他鬆了口氣，他終於逃離了他所恐懼的大陸。他在香港出生，因父母遺棄而被嫲嫲帶到台山居住，那年，內地饑荒，他有時到魚塘偷魚吃，最餓的時候只能撿樹皮吃。但對飢餓的恐懼，還遠不及對土地改革的恐懼。那年，他走在河邊，不時看見有人投河自盡，他身邊的「地主」，以各種方式自殺。
一次，他走到山腳下的一個竹棚，看見幾個被綁着手腳的地主跪在棚上，面向人群。地主身旁的官員問群眾：「他們是否有罪？」「有！」群眾起哄。「應不應該槍斃？」「槍斃！」官員不用拿出證據，地主有沒有任何申訴途徑，群眾同意他們該死，他們就被押到竹棚不遠處槍斃。朱牧記得，其中一個地主本來是不用槍斃的，但在槍聲裏，那個地主嚇得倒下來，死了。才十歲的朱牧，目睹了甚麼是生不如死。
朱牧的嫲嫲臨終前，託朋友無論如何要把他帶回香港。他一無所有，來到香港，在洋服店裏當學徒，後來逃走，在街頭露宿，無錢吃飯，被黑社會打，但他決定留在香港。當時，他深深恐懼那個視人命如草芥的大陸政權。
監視與虐待 半世紀依然
「到今日看見現存的政府，對劉曉波也是，對王全璋也是，對所有人也是，在監獄入面困着困着就死了，放出來也是死，這種折磨，我每次想起劉霞，在莫言拿諾貝爾文學獎時，劉霞被拍到她整個人在家裏顫抖，是一種這樣的恐懼。這個政府對無辜的人的監視和虐待，我覺得幾十年也無變，這些可怕的事情，現在仍在發生，所以送中為何那麼多人反對，真是生死攸關，與我們的自由攸關。誰能忍受我們的家人、朋友、兒孫會送中受死呢？」
朱牧表示，政府的最大管治目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使人免於恐懼，安居樂業地生活在這個地方，但修例卻使人人恐懼，「我們很多人就是恐懼共產政權然後來港，你把我們送中？」
六四事件後、香港回歸前，朱牧照顧了很多像他當年一無所有、逃難來港的民運人士。從89年6月至97年6月，他參與了「黃雀行動」，以地下通道協助來港民運人士離國。90年，他到旺角去接一個剛抵港的民運人士，只見這個人非常迷茫地站在街上，一身所有就是手中一個膠袋，以及膠袋裏的幾枚硬幣，朱牧看着他，感到非常淒酸。「這班人為了甚麼？這班人其實是反官僚、反腐敗、反貪污、要求民主，為何會有一個這樣的結果？」
當時，他一心幫助民運人士，沒有考慮自身安全，但臨近回歸，身邊朋友都提點他要離港「避避」，於是，他以訪問學人身份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原定留校一年，但一到異邦，他就非常想念香港的家人和朋友，非常關心香港的狀況。他不斷探聽：可以回香港了嗎？不到半年，他就買機票回香港一趟。
政府是否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對朱牧的人生安全影響，可能比當年回歸更大。朱牧表示，即使他可能是受影響的第一批人，但他的人身安全如果受影響了，其實很多香港人也受影響，因為送中條例是拆掉了香港人的法律保護網，「所以有任何一個人因為這個條例而送中，香港其實就人人都陷入危機。」
97年，他逃到美國又回到香港，再回美國又再回香港，飛機抵達香港那刻，他已放開心懷，再無任何關於人身安全的陰影。以後，他有很多機會移民，因為很多國家都願意給他護照，但他不想離開香港。朱耀明說，他愛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