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YouTube上偶然碰上艾敬，她1990年的作品〈我的1997〉，是自傳體，歌詞很長，簡說為：她的音樂細胞乃受父母之傳，由北方唱到南方……「我留在廣州的日子比較長，因為我的那個他在香港，（甚麼時候有了香港？香港人又是怎麼樣？）他可以來瀋陽，我不能去香港……小侯說應該出去闖一闖……聽說那是老崔的重要市場，讓我去花花世界吧，給我蓋上大紅章。 1997快些到吧，八佰伴究竟是甚麼樣？ 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
我幾十年前做音樂工作時禮節性接待過艾敬，她詞中提到自己在北京進過女高音歌唱家王昆的東方歌舞團，小侯應指侯德健，老崔則當為崔健了。除了八佰伴，詞中還提到了紅磡體育館和午夜場。幾十年，成住壞空，俱往矣！午夜場式微，至於香港八佰伴則於1999年清盤了。
九十年代，艾敬，侯德健和崔健都常出入香港。王昆雖然是唱女高音的，但卻有胸襟迎接搖滾樂，並且推助崔健成為中國第一個知名的搖滾歌手，至於侯德健，六四後也常來港，他有一支紅色的電結他，經常留在朋友的錄音室中，後來因為錄音室搬動，我暫且拿了回家，交給了孩子，現在也不了了之了。
改革開放前後，中港交流充滿了活力和希望，大家也很快舒緩了六四的創傷。我們喜見內地來的朋友才氣橫溢，是可切磋交流的對象，也以為政治氣候會逐漸走向寬和，對未來充滿了憧憬。
香港沒有甚麼了不起，只不過是樂於提供一扇能通往外在世界之門罷了。
不是每個進入這道通往世界之門的都會像王艾侯崔般精英。強國崛起之後，不論來港還是散溢到世界各地的強國人，很多都陷於理性系統失序的狀態，原因不外是長期生活在鐵桶中，建立不起能與外在世界接軌的思想體系。看見世界先進城市沒有高樓大廈，即以為自己更先進，看見北歐人踩單車上班，便覺得別人比自己窮。對於西方的民主自由體制更難理解，協商冗長、機制複雜、程序繁瑣，效率從容，乃進一步鞏固對專制體制的孽戀。中國文化歷來都一切從簡，自我梏桎，音樂文化從來不發達，至今不出一件複雜精良的樂器，畫畫題材及技法狹窄，所以設計總是土，不如人，典型的耳不聰、目不明。法律則仍在法家，停在皇法律例時期。這種文化貧乏基因，感染到香港一些文化層次較低的人，合流起來，仍是聲勢浩大。
我有限的社交群組成份良莠不齊，像平行空間，當中不乏高學歷低文化的自幹五毛，傳來的內容無知是無敵，仍在說送中條例要伸張正義、繩之於法之類，好像那百多萬遊行的人都是集體埋沒了良心的。套餐當然包括了批評美帝邪惡，慎防讓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如果真聽進了他們的說話，不知道又會是給誰利用了呢？可幸我們尚存一點思想自由的空間，趁未封閉之前多用一點，免得身後仍留下一個九成新的腦袋。
百多萬人雖或各有思維，集中起來，也只不過一兩點簡單的切身要求，就是希望能保存一些我們用慣了，並且是大家信任的法律權利，託付予信任的體制執行，例如有代表性的〈米蘭達警告〉（Miranda Warning），有不被强迫自證其罪的權利，有行使沈默的權利，有得到律師協助的權利。亦即免於老屈，免於迫供，免於無援的權利。
封閉令人智昏，智昏則修養歿，對一些自己沒有耐性去理解、屢試不獲的複雜東西，老羞成怒便是砸爛，砸爛自己的傳統文化，砸毀自己不熟識的世界秩序，搞到天翻地覆、神憎鬼厭。智昏而具野心，叫做利令智昏，剩下便只有行為殘暴。殘暴的人，為了要令受害人鬆懈，所以經常先現慈悲相。
考試必第一的慈母能者多勞，身兼了從缺的新聞統籌專員職，特編於十二日應中央無綫電視之邀，粉墨受訪，侃侃而談鶼蝶鴛鴦之情，育嬰之道，濺己熱淚。節目早上錄，傍晚播，我偶然瞥之，只覺節目取景悠閒，與訪問主持對答，強調孰意輕鬆，恍如「下午茶」，「婦女新知」，斯時也，平行世界則已煙硝瀰漫，恍如戰場上的快樂聖誕。無綫用心，我懷疑有點坑爹坑娘高級黑。
好一個好打得的慈母，如哪吒大鬧天宮，見場就掃，掃低香港，掃低台灣韓流，震波及於主上，使躊躇於峰會之途。側聞慈母宏志於名留史冊，今一哭傾城、二鬧傾國，6·12寫進史冊，必當如願。
歷史會記下，主曆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三，天陰，有人幽幽而談母愛，有人慼慼於生命安危。謹點播一曲〈Gloomy Sunday – A Song of Love and Death〉，以誌。
哀嘆中，要支持及讚揚在場唱聖詩的兄弟姊妹，他們祥和寧謐的歌聲和勇敢無懼的身影，照亮了黑暗，照出了善良和邪惡的比對。趁宗教自由一息尚存，佛教朋友也許亦應考慮不甘後人，延請高僧現場或誦經，或超渡頑愚，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