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五月很長，有三十五天。
近月斷斷續續讀了相關文章、影片、訪問。撰稿的與受訪的，有資深的香港和外國記者、有受害者家屬、有當年推動民主運動的學生、有參與「黃雀行動」的各方人士。三十年前的記憶隨之浮現，無聲無息地襲來，猶如被裊裊雲霧籠罩，揮之不去，心下惆悵鬱悶。
看到有關「六四」如海量的文章和訪問，分別從政治、經濟、採訪等不同角度來分析當年的學運，原本也覺得自己沒什麼新的角度好寫了。但環顧四周，忽覺那些因對事件有深刻理解與經驗而撰文或受訪的，畢竟還是少數。自己不妨直舒胸懷，寫一篇短文反映「沉默大多數」當中的一些平凡經歷、一種接近普羅大眾的看法。
一九八九年我還在念中學四年級。學期來到五月底、六月初，就是準備考試之際，但對於五月激發的學運思潮，仍是同學間非常留意的新聞。五月底的「民主歌聲獻中華」及一百五十萬人大遊行，都是不能磨滅的記憶。大遊行那天，家母帶同我與周同學一起行了幾小時，心裏仍燃亮着希望。
到了六月四日，那是第一個星期天，一早醒來，只見家母雙眼通紅流淚。原來她收看過凌晨於天安門廣場的鎮壓行動報導後，一夜無眠，守在電視機旁關注學生傷亡的消息。我則難以置信事情發展至如斯局面。
翌日，校內一片愁雲慘霧。中文科的「叉包老師」一手把他手寫的筆記影印本交下前排同學，課文也不講了，便為我們細析武力清場的背景、民運學生的訴求，也輔導梳理我們的情緒；電腦科本來不問世事的「猩猩老師」，也擱置講課，滿眼通紅地與我們分享對於以槍桿子彈對付和平請願學生的感傷。原本充滿嬉笑搗蛋的課室，一時變得沉重肅穆，老師的教誨雖難以一字一句清晰記得，但其情真摯，卻是深植心坎。三十年後回想，仍然感激有過這樣的一課。
然後一個下午，具體細節忘了，只記得那時候同學知我擅書法，不知從何找來一塊黑布、一罐白油漆、一把漆刷，着我寫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然後由「叉包老師」帶領我們遊行示威。老師頭上綁上白布，一手拿着「大聲公」、另一手高舉過頭指揮我們，情真意切地喊着口號。其他同學則由另外一些老師領導。如此由學校師長主導的和平示威，今天看來，真的恍如隔世。
又過了一個星期，那時的雜誌《九十年代》出版了「屠城紀事本末」特集。家母在街頭報紙檔見到，一手買了三四本，並告誡我：「這是不能泯滅的歷史。」她買下幾本特集，大概有保存史實之意。如今我的書架上仍隨手可以找到這本特集，就像成長的一個印記。
三十年前的記憶，大概就只餘下這些。這樣一個毫不動人的小故事，或多或少道出了小市民面對大是大非時的無奈和無助，只能上街表達憤慨、失望、哀傷。當年的經歷雖已模糊，卻是啟開不少像「公義」等人生課的契機。這種思想啟蒙，校內老師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很高興當年的同窗周同學，當上老師後，仍每年撥出課堂時間為學生講解「六四事件」、出席維園燭光晚會，儼如當年「叉包老師」的薪火相傳。也許今天的「叉包老師」已無當年悼六四的那團火，但火種已傳了下來，教誨銘記。
時光荏苒，當年投身賣力演出「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歌手，除離世的如大姐大梅艷芳等外，今天仍堅持初衷的，反被視為「異類」，如麻瘋病人一樣，見者避之則吉。改變了立場的，都靜靜地去了「再教育營」學習到世人都不曾了解的「六四真相」嗎？何以大家如此有默契地迴避，對「真相」絕口不提？「愛國」是否等同要將歷史上的瘡疤盡力遮蓋粉飾，卻永遠沒有勇氣如實面對，就讓此瘡疤成為被攻訐的口實，以至每年臨近六四即嚴陣以待，大費周章把網站都關閉、封鎖、檢查？
如今香港近七成中學涉及的校友群組反修例聯署，正是另一次讓老師設身處地作「公民教育」的機會，引導學生了解法治和法制的意義。教聯會批評聯署，認為「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那是說學生不應該認識政治、不可以有政治立場？對於一道影響全香港人的法例，卻遭大律師公會駁斥、律師會呼籲擱置、檢控官視為誤導、法官擔憂、幾十國駐港領事質疑、幾十國際人權組織指出修例的嚴重缺陷、國際商會要求再作全面諮詢……，就只由林鄭領導誠信破產的律政司司長、自認為比法律界更了解修例卻從未接受過法律專業訓練的李家超局長、認為港府才是受害者的張建宗司長等幾人扛下來，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姿態；收到上帝示意競選特首的林鄭，強推的修例卻惹來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促請政府撤回、浸信會批評為「邪惡」，那又是所為何來？如此局面，學生絕對應該關注和理解。學界今天出來遊行，不一定能改變甚麼，卻是給三十年後的自己一個交代。
那個五月天的夢，於三十五日後破滅了。今個六月天，大家還有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