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粟與香港有不解之緣。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有劉海粟紀念室，並豎有一尊劉氏的銅像。
劉海粟在香港曾經有幾次展覽，而以一九八一年頭那次最為哄動。那次是由新鴻基馮景禧氏主其事。集古齋協助布展和宣傳事宜。當時街道上隨處可見印有兩個行書大字「海粟」的宣傳海報，一般市民雖然不知劉氏大名，但當時聽到許多人在說「海栗海栗」，把「粟」米擴大成「栗」子。可見影響之大。
當年曾聽說劉氏來香港辦展覽，要籌款三百萬元捐獻給南京藝術學院。但當年劉氏畫作行情就幾千元，其他名家也是幾千元一幅，就算張大千潑彩橫幅山水（六呎整紙）在蘇富比拍賣出幾萬元已經呱呱叫。如何能籌這百萬巨款呢。
所以劉氏展覽會的標價只有不理會行情，叫價奇昂，都是幾十萬甚至百萬元。開幕時一眾闊佬畀面郭氏，袋着支票簿到展場，但繞場一看，標價這麼要命，實在難以應命。掏錢的是闊佬，捐獻得名的是劉老。闊佬無笨伯，問津者寡。包玉剛非常聰明，總要捧場，訂購一件書法，「精神萬古氣節千載」，十個字，奉獻十萬大元。新聞報道遂有「一字萬金」之譽。展覽會是捐獻性質，郭氏包底奉獻鉅資，讓劉大師以自己名義捐獻給南京藝術學院，作為獎學金和購置圖書器材之用。
筆者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有緣與劉大師見面，也獲題字贈畫冊。曾有一次會晤，是中國旅行社薛景章先生，陪同任真漢丈，還有張雙慶兄，一同與大師吹水，並同在崇基教職員飯堂共餐。印象中大師吃相欠佳，可能老人家牙齒無力或消化系統弱，吃一口，吐一口，令人倒胃。更奇怪的是，大師晤談時，口口聲聲：「我是愛國老人！」吃飯時，像是喃喃自語，仍是那句：「我是愛國老人！」真個無厘頭。
「我是愛國老人」，劉大師這句話，令人浮想聯翩。
抗戰勝利之後，中共南方局主持的《新華日報》，有讀者投書形式刊出文化漢奸名單，第六名是劉海粟。
解放初，徐悲鴻當面向中共主管文藝的周揚揭發劉大師諸舊事，最著者為《新華日報》這一條。徐與周口頭怎樣說，無從得知，但徐後來再給周揚書面補充的文件，隔半個世紀之後，在北京匡時拍賣場出現，大家才能一窺內裏乾坤。
這些尷尬事情，是大師栍後才公之於世。大師生前，社會上不大了解個中情況。所以江澤民有為大師主持十上黃山畫展，也有親密合照，並批准建立「劉海粟美術館」，復為之題招牌。
一九九四年，大師仙遊。越二年，南京藝術學院陳傳席教授在《江蘇畫刊》（一九九六年 第五期） 發表《評現代大家和名家》，舊事重提，引起極大反響。後來承陳教授見告，有關部門的人曾請他上京入住釣魚台，好食好住。有人與陳談話，說他們看了陳的文章，也調查過，認為內容基本屬實，但是，請到此為止。陳也識做，相安無事。
可是，若干年之後，徐悲鴻致周揚的揭發信流入拍賣場，公之於世，又再牽出舊事。
我想，劉大師無厘頭的強調「我是愛國老人」，相信是靈魂深處，有這個結。
劉是海派大師，行事也海派。視金錢如糞土（不管錢是自己的還是人家的），也樂於助人。解放前夕，上海美專一群窮學生，有斷炊之虞。幸得劉大師出手幫助，拿出幾件書畫易米，供養了一班窮學生。而這幫窮學生，為首的一位是陳秋輝，她是中共地下黨人，解放後為上海美專第一任黨組書記，前些年，她憶述了當年的情況：
「後來我當了學生自治會副主席和膳委會主席，地下黨交代我的任務是『克服困難不能停夥』，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為此，我向地下黨告急，同時把這個情況到劉校長家作了匯報。然後劉校長毅然從自己收藏的作品中取出幾幅去變賣。幾天後當我接到學生自治會主席扈才幹交給我的這筆錢時，欣喜若狂，馬上去搶購了一批大米和醬菜，剩下的錢就換成銀圓，以免貶值。因此，夥食團始終未停夥，讓上百的人熬過了這三個月。有飯吃了，同學們迎接解放的活動更積極了，這與劉校長賣畫相助是分不開的。但那時劉校長未必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良月《劉海粟弟子陳秋輝女士的傳奇人生》）
劉海粟幫助窮學生是愛護學生，但在被打成反革命時，卻要考慮到如何翻身呢？劉大師搜索枯腸，也找出這舊事，用放大鏡一看，大師曾經出資幫助地下黨，對革命有功啊。八十年代初，側聞大師找陳秋輝證明這段史實。
這和劉氏唸唸有詞地強調自己是「愛國老人」，當與此事有關。
改革開放後，劉氏有機會到國外走走，樂不思蜀，所以他老人家到那裏都有賴着不走的習慣。來香港那次，是借住在崇基學院一位教授家裏，歸國日期一再拖延。中旅社一再幫忙更改火車票，新華社一再發消息說劉大師畫展勝利結束即將歸國，都沒走成。後來是大師弟子文化部長黃鎮過港，新華社某領導請黃鎮出面勸說，才肯賦歸。
劉氏去新加坡也如是，停留簽證、住宿旅館，一再稽延，幾乎弄到人家發哀的美敦書才離開。虛白齋劉作籌丈早歲敬仰劉大師，聽到獅城老友如潘受等述說大師在新加坡的情況，大損偶像形象，搖頭不已。
劉大師晚歲在美國居住頗長一段時間，本擬終老異域。後來有關方面以上海辦劉海粟美術館為由，才哄得老人家歸來。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