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話說反送中遊行那天，路上遇見許寶，許寶是大學時國是學會會長，八九年我們都去過北京聲援學生，六四後又一起編過報紙，這些年來合作出過很多書。邊走邊說着話，政府不能怪我們，我們的確想到了八九。說到六四，許寶頓了頓，有點吃緊的說，有些事想不起來了，記憶變得有點模糊。我初時不以為意，隨口說了句套話：不敢回憶未能忘記。分手後，等巴士的時候，巴士偏偏遲遲不來，腦子裏一再又聽見許寶那句話，「有些事想不起來了」。我用右手擰了擰左手，把腦子裏三十年來不敢想的認真想了一下。不想還好，一想真嚇了一跳。
沒有人會忘記六四的，但有些記憶是愈來愈清晰，清晰得不太真實，但更多的，的確都想不起來了。這些年來我印過胡平、鄒讜、嚴家祺他們寫六四的書，電腦裏留着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時不時會打開來查證一下人物時間地點，最近的《重返天安門》是牛津出的英文原版，書名叫《失憶人民共和國》，同事前年已進了一大批回來。《人民不會忘記》之後香港記者最新的《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令人振奮。香港畢竟是失憶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一本本白紙黑字，紀錄在案，記憶怎麼會漸漸模糊了呢？
書寫的歷史，那種痛，和我們個人的感覺、個人的記憶，畢竟是不一樣的。三十年來的研究告訴我們，八九年五四北京學生紀念七十週年大遊行，遊行隊伍會師天安門廣場時，高自聯周勇軍宣讀了一個「五四宣言」，宣佈歷史開始了新的篇章。就在學生取得這個階段性勝利的時候，趙紫陽在廣場旁的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亞行代表團。用後來共產黨的話說，趙未經政治局同意，擅自發表了經過精心準備的講話。這個鮑彤起草的講話，和鄧小平、和四二六社論完全對着幹。這是鄧趙權力鬥爭的轉捩點，也是八九民運走向悲劇的轉捩點。到了五月十六日，這兩個老人公開攤牌。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公開了他們黨的秘密：「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
然而，我們看見的只是廣場上絕食的學生，哪管得了鄧小平和趙紫陽。只記得和很多中大學生一樣，五月下旬買了張飛北京的機票，沒訂旅館，在廣場熬的夜；有人遞毛巾，廣播不斷說有催淚彈，直升機在上空盤旋；幾十個香港學生，擠在北京飯店一個房間裏，柴玲在說什麼；跟朋友騎着自行車，從東直門到海淀區老蘇家，一大群朋友擠着坐着但都睡着了，只剩瀰漫的煙霧；深夜氣溫驟降，跑回西總布胡同沈公家取衣服，門鎖上進不去……記憶都只是碎片，愈想愈模糊，愈想愈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