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是一本傷逝之作。一九六二年書寫到最後第四卷的「北大感舊錄」，知堂老人說，「今天聽說胡適之於二月二十四日在臺灣去世了，這樣便成為我的感舊錄裏的材料，因為這感舊錄中是照例不收生存的人的。」
《回想錄》一九七○年五月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初版，至今已歷半個世紀，箇中的艱辛曲折，早年有朱魯大《近代名人逸聞》專文談《回想錄》版本問題，去年又得曹景行曹臻，根據父輩曹聚仁留下來的第一手文獻，撰成《只求心之所安》一文，至今算是道出了其中的微妙和關鍵。近年曾有多家大陸出版社相繼重印《回想錄》，然因為種種政治忌諱和條件限制，一直未能達到知堂長孫周吉宜所說的「接近著者的本意」。
怎樣一本《知堂回想錄》才是知堂、曹聚仁、羅孚等先生的本意呢？五十年前，八十二歲的知堂老人，畢竟熬不過來勢洶洶的文化大革命，於六七年五月六日在北京溘然逝世。原名「藥堂談往」的回想錄，雖全部完成於六六年一月三日，這部知堂最後也是篇幅最大最重要的書，老人等不到七○年書面世了。時至今日，董橋還記得很清楚，當羅孚把剛印好熱乎乎的書拿給他和戴天時的激動，「書印得太精美了」。小思老師則說，當時好像已有預感，趕在初版被回收前買到了書──初版因政治干預停止發行，已發行出去的高價回收，是早期香港出版自由受大陸政治干預的著名案例。當然，如後來許多研究指出，因當時的條件所限，三育版畢竟留下了不少校訂上的遺憾。據說河北教育出簡體版時校正了上千個錯誤，而五度兄根據手稿重新校訂河北教育版時，又發現了八百一十四個錯誤。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在周作人曹聚仁兩家的幫助，根據完整的校訂版，在香港重新出版《知堂回想錄》的緣由。
周作人，現代中國備受推崇的散文家，陳之藩筆下的胡適晚年不止一次跟他說：「到現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在《回想錄》全書的最後，知堂老人這麼說：「我是一個庸人，就是極普通的中國人，並不是什麼文人學士，只因偶然的關係，活得長了，見聞也就多了些，譬如一個旅人，走了許多路程，經歷可以談談，有人說『講你的故事罷』，也就講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
平凡，還是不凡，逝者已矣。然海內外對其文學成就和一生行事功過，至今評價不一，尤其對淪陷落水毀多於譽。這次香港新版，附錄了一些重要的新材料，以告慰老人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