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eHouse裏的人】
三月聽賴明珠的講座，四月看劇情式紀錄片《夢見村上春樹》（Dreaming Murakami）。在漆黑的電影院裏，佔一整個大銀幕的綠色草叢，隨風晃動，輕柔如歌。我看到風，心裏感動。
如陳耀成在《我們有雨傘》對談會上引用T.S. Eliot的詩《荒原》（The Waste Land）首句：「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在最殘酷的四月，地下的根要春雨喚醒，我，想聽風裏的歌。
完全的絕望 並不存在
「所謂完美的文章並不存在，就像完全的絕望不存在一樣。」村上春樹第一本小說《聽風的歌》開首第一句。紀錄片中，丹麥繙譯家Mette Holm繙譯村上春樹的作品已經二十年，她媽媽曾對Mette說：「若果沒有村上春樹，你甚麼都不是。」繙譯在於她，不是紙上工作。在作者一整個世界裏，任何人都有權隨心遊走。
《夢見村上春樹》導演Nitesh Anjaan把丹麥女繙譯家的工作視為一個共同創作（co-creative practice）。我認為，譯者，一若讀者，可以把作家個人經歷有軌迹地延伸，包括他曾經的生活，有過的幻想，這一種自由，比創作更高更大，那就是表達的自由與愉悅了。
介紹電影的場刊寫：「Mette Holm着手繙譯村上春樹的一本小說《聽風的歌》時，一隻兩米高的青蛙突然出現於東京。巨蛙似是將Holm帶進了村上小說中的幻想世界，召喚她對抗巨蟲，以阻止對方用仇恨摧毀世界。」大青蛙有時在咖啡室出現，有時在公園的滑梯上，在虛構與紀實的平行世界裏，是無邊無際思考與表達。我想，一切的意象，都沒有特定的解釋，而是無盡的再想像、再解釋。
「所謂完美的文章並不存在，就像完全的絕望不存在一樣。（There's no such thing as perfect writing, just lik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perfect despair.）」
就為了這一句，Holm跟不同的人討論村上的文字，包括在日本及德國的朋友。她生活化地，一點一點走進村上的世界，慢慢了解他描述過的東西，到日式小酒館跟人閒聊村上，在吧枱看那個沉醉在西洋老歌的日本老闆，在上野跟衣着平凡的外國學者一起吃拉麵，討論作家，完完全全進入一個異國而自由的文化世界，在繙譯裏看見另一種生命。
我並不是村上迷，朋友對早前賴明珠在中大的講座鞭撻程度，我是既同意也不同意的。直至我再跟這位極具批判性的評論人去看《夢見村上春樹》，它開啟了一種自由的想法，讓我緊張的揸車去小Connie家拿走《聽風的歌》。朋友到訪，我揸車去買食材，也會幻想自己是Jamie Oliver。至於揸車去拿《聽風的歌》，試圖從第一本小說看作家的起點，就更加感覺是極幸福的旅程了。
村上春樹少年時候會買來訪東京的水手留下的英文舊書，他曾自述一個叫哈德費爾的作家令他成為很不一樣的作家，並到美國展開尋找心愛作家之路，從紐約坐上如巨大棺材的灰狗巴士到俄亥俄州小鎮，在心愛作家墓前獻上蒙塵的野玫瑰後，合什，然後抽菸。生死安詳，閉眼聽雲雀的歌聲。
心中有一個作家，就能創造一段令自己享受的旅程。911那年那月，我剛在古巴，到訪了海明威故居，探過他的百多歲老助手。然後，在Matanza海邊酒吧餐廳，輕輕點一杯海明威愛喝的Mojito，我幼稚的看着薄荷葉笑起來，像看着一杯文學再生花。
語言這東西 是激烈的武器
在賴明珠的譯後記裏寫，村上曾經說過，他學習哈德費爾寫文章，把前人「以文章為戰鬥武器」當為自己的寫作抱負，並於2000年3月在《Eureka》雜誌說過：「我認為語言這東西，是激烈的武器。」
《聽風的歌》結尾，村上透過偶像作家的墓碑銘誌引用尼采的遺言，「白晝的光，如何能夠了解夜晚黑暗的深度？」優美深沉對立的哲學語言，吸引村上，而村上的想法，吸引誰？「我既是一個pessimistic（悲觀的），常被黑暗的心所吸引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樂觀的moralistic（重道德的）人。」
四月之冷之酷，真實生活有這麼多人有這麼多磨難，寫作會快樂？村上是這樣看的：「寫文章也是一件快樂的事，因為比起活着本身的困難來看，為它加上意義是太簡單不過的事了。」
當我看着銀幕上女繙譯家Mette Holm走進一個有層次的綠色森林，心裏開闊，一些一瞬即逝的語言，或許頃間是無法記着。我能想像繙譯的孤獨及必須孤獨，但女譯者認真對待村上真實世界的細節，勇敢的爭取想像或是夢想的空間，她在紀錄片的繙譯旅程，也是無數觀眾各自的思想旅程。要發現村上春樹，還是發現自己？跟村上相遇，就如片末，Mette Holm準備出台與村上對談之時，從後台看台前的光芒，大家期待的，讓大家各自去尋找好了。
「擁有黑暗的心的人，只做黑暗的夢。更黑暗的心連夢都不做。」《聽風之歌》祖母留給主角的說話。在女譯者的思想世界裏，不能失去自己的心，也不能失去愛的力量。四月，我看到如風之歌。
作家：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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