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雖聲稱要提升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但《綱要》前言、戰略地位、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章節都顯示，建設大灣區的真正目的，一是「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香港人變大灣區人；二是「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支撐」，讓香港的財政、外匯儲備為國家作貢獻。因此，大灣區不再是深圳特區、浦東新區由香港引領、靠制度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而是要逆勢而行，將香港納入珠三角規劃，接受黨的領導，加快市場一體化。香港不只失去自治地位，連引領經濟發展的地位都失去。
大灣區雄安或成難兄難弟
中國的經濟發展迄今未擺脫計劃經濟的思維，而在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中，依靠特定區域先行先試以帶動區內和周邊地區發展一直是主要模式。深圳、珠海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是其中成功的典型，也是鄧小平、江澤民主政時代的政績。而胡錦濤、溫家寶主政後設立天津濱海新區，企圖打造深圳、浦東的北方版，結果無疾而終。習近平力推雄安新區，期望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但掛牌兩年仍毫無建樹。
大灣區也是習近平期待的政績工程之一，但不只與雄安新區一樣生不逢時，更兼逆勢而行，不是讓珠三角九市靠香港的引領與國際市場接軌，反而是牛不飲水強按頭，要香港融入珠三角一體化市場。因此，大灣區既可能重蹈濱海新區的覆轍，又可能與雄安新區成為難兄難弟。
可圈可點的是，雄安新區規劃設計專家、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尹稚對雄安新區遲遲未能雄起的分析、警告，很大程度上適用於大灣區。尹教授去年在一個論壇上坦言，雄安新區建設未如理想，主要是時勢上比較背，大環境比較壓抑，並不鼓勵體制機制上的進一步的探索和創新，甚至不鼓勵政府的擔當。他警告，到2035年這個地區如果不能夠得到市場認同，不能吸引來自全球的投資，就意味着這個新區建設的全面的崩盤和失敗。
在專家眼中，雄安新區可能因沒有體制機制上的創新而失敗，而當年深圳特區、浦東新區的崛起正是順勢而上，深圳發揮了毗鄰香港的優勢，浦東增設外資銀行，上海矢志發展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創科「五大中心」，豈能抹煞香港的引領和示範？
目的是讓港人變大灣區人
其實，無論是大灣區，還是雄安新區，都是生不逢時，不只因為中國近年維穩至上，不鼓勵制度創新，更因為中美貿易戰爆發，令其功能定位變化、對外資吸引力下降。
一方面，《綱要》雖然多處強調發展創科的重要性，但偏偏缺乏深圳特區、浦東新區當年依靠制度、機制創新帶動經濟騰飛的意願與構思。不過，這也不出人意料。畢竟，40年來能改的、能放的，願改的、願放的，都已經改了、放了，不能改的、不願改的，在大灣區同樣沒戲。況且，習近平在慶祝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已發表「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的宣言。
另一方面，《綱要》的主要是目的是把港澳融入珠三角，接受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規劃和指揮，讓香港龐大的財政盈餘和外匯儲備可化整為零流入聯合創新基金、絲路基金、亞投行等，讓香港金融中心服務於一帶一路，讓香港成為引進美歐先進科技的白手套，讓香港人變成大灣區人，因此何必奢談制度創新、機制創新？要的是香港的支撐，何必奢談香港的引領？
李平
周一至周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