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eHouse裏的人】
花季以前，又是風雪天。一年容易，不是現在才知道，其實，天天都知道。
近日致電余英時教授問好，想預祝他生日安康。他笑着禮貌回謝，但原來，他的生日是在陰曆正月二十二。而且他從來不慶祝生日，因為，母親是在他出生時候不幸去世的。
《余英時回憶錄》裏刊有余教授母親張韻清秀麗端莊的照片。「因為我的母親是生我就死了，我怎麼過（慶祝），我慶祝母親死？不過謝謝大家的好意就是。」淡泊的學者，知道甚麼重要，甚麼不重要。他從來沒有慶祝生日的習慣，但明白不是人人知道原因，也不介意重提母親在生他時要動手術，「出生時候開刀，沒有活過來。」他不知道母親是他出生當天還是較後離世，「我自己不記得（知道），別人說，我哪裏知道。」
余英時從來不慶生
他說，中國人不看生日很重要，都在四十、五十歲以後才會慶祝，而他小時候，是沒有人跟他過生日的，但現在美國的小孩都很重視過生日。談到早陣子劉霞與余杰夫婦來他家探訪，「見了一面，就來看我一下，沒有坐一個鐘就走了，沒甚麼深談。」
身邊不少「讀書人」，談起余教授總是很尊敬的。去年因為金耀基校長一通電話，我才有機會到普林斯頓訪問余英時。在香港機場，見到劉大狀穿着閃亮布衣，當然，他不是來送機，是來送書。惜卷多年，他希望得到尊敬的余英時先生紙上簽名。看他的樣子，一副患得患失，恨不得自己也能登機。原因是為了一個神級大師，而我只是個「神婆」，溝通的媒界，也樂意為他捧書簽名，這是有道理的，若不是他借了好幾本合用的書給我，訪問真不知道該如何入手。 他完全知道一個門外讀者、記者需要甚麼，以及那幾冊讀本會有用。就是余先生寫的「猶記風吹水上鱗」，經他一念出口，我便立刻記着這優雅感覺。
其實，有朋友問我訪問名人有沒有困惑。當然有，受訪者的重量，訪問前壓得喘不過氣，訪問後，還像是有無盡負擔，總是認為做不好，寫不好，心裏追悔。這種感覺，有時無分是不是名人。不過，到了訪問時候，好好醜醜，就像一台戲，踏上台板，得努力說話走位，有多少功架用多少，用心，有時候，總會有意想不到的回應。
四小時訪問後即睡着
記得去年訪問前一晚，還未習慣紐約時差，半夜醒來，只得努力「刨」好天書，還有當時刊在雜誌還未成書的回憶錄部份內容。慢慢的看，慢慢整理問題。紅棗圓肉水都冰了，睡了一會，不入神，近六時以前，身體是很累了，只是，腦袋像吃了咖啡因，亢奮的感覺抵抗着沉重的身軀，真的裏外不是人，只能早早起來準備。
至四個小時訪問後離開余家，問教授累不累，他說：「還可以。」余師母笑着說：「這表示他累了。」走時，天色已黑，離開余宅森林小區，十分鐘車程到達普林斯頓大學區內的意大利餐廳，一坐下來，我已經不能說話，讓攝影師阿棟與好友Phoebe聊天。喝好湯，用好餐，垂直坐立的我，已經控制不了一雙眼皮，在冰凍日子的室內暖氣下，我坐着睡了，無聲無息的。
往後，可憐的阿棟，還要送我們回去紐約Forest Hills。只知道，我們很快便丟下他一個人負責長途駕駛，在長途路程期間，一個顛簸，我醒了，一個顛簸，我睡了。一回一回的睜眼，撐不下去，又合上眼。但記者的腦袋，依然天性地在短時間攫取難得一見的迷人紐約夜色，一幅一幅，黑夜中，燈泡圍出高速公路上的偉大橋樑。回到朋友那棟漂亮的大廈前，眼睛又自自然然打開了。
總不令人為難的夫婦
近日看《余英時回憶錄》，讓我感覺值得細味思考的是，余教授在書中提到在香港五十年代已有的「第三勢力」的發展，包括銷量曾達二萬份的《中國學生周報》（1952－1974) ，啟發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人文及普世價值觀，他並把以往和今天作了一個聯想：「我由此而進一步的大膽推想，今天香港青年學生之普遍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普世價值，因而激起了舉世震驚的『雨傘』運動，其最早的種子也許正是從《中國學生周報》輾轉傳播而來。」
我想，種子是埋藏於人心的，有怎樣的上一代，便有怎樣的下一代。我聽過不少前輩喜歡看《中國學生周報》，周永康的父親也是其中讀者。它並非一份政治報刊，但人文思想，卻是一個文明社會成長的養份。
見人， 看字，或是聽聲，往往有無限啟發，當記者，經常讓自己活得很不一樣。
「見到小鹿就想起你，啊，可惜，你不在這裏。」余師母在電話跟我說。
「是嗎？」
「因為你喜歡小鹿嘛。」余英時太太有智慧、 有主見，幽默好玩的性格，總令人心裏暖和。在大師面前，無論怎樣，也會感覺自己做不好。只是，夫婦兩人，總不令人為難，這也是訪問著名學者其中深刻感受。
作家：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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