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人語】
2012年,內地導演應亮因拍攝改編自真實案件的電影《我還有話要說》,被上海公安局起訴,在香港展開流亡生活。然而他的流亡可追溯至更早以前,他說:「即便六年前在中國,自己的國家環境內,我也在流亡、是一個異鄉者、一個孤獨和不認識自己家鄉的人。」
應亮新作《自由行》以流亡香港的內地女導演楊樞為主角,改編自他的真實經歷。他說,當你具有自由意識,卻活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你就在流亡,是一個異鄉人。居港七年,上年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世事總是弔詭又荒謬,他如此介紹自己:「我的身份已經是香港人了,但同時我也是一個異鄉人。」
應亮在一個有風而陰暗的季節回到添馬公園,空氣中瀰漫着雨水將至的鬱悶。略顯疲態的他穿着代表叛逆的牛仔外套和牛仔褲,語調溫和。或許荒謬事實在太多了,說起流亡經歷以至去年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經過,他總是嘴角上揚。
自身荒謬劇 獲全美影評人協會表揚
二○一二年,他拍攝改編自二○○八年「楊佳襲警案」的電影《我還有話要說》,描述楊佳母親在案件發生後被無故關進精神病院一百四十三天,出院後到處找證據為兒子平反,卻不知兒子已被判死刑。因為這齣電影,應亮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從此無法回到內地。其時他在香港演藝學院擔任駐校藝術家,在各方幫忙後留在香港,去年九月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他說:「如果再選擇一遍,我還是會拍《我還有話要說》。有了現在的經驗,我會考慮如何拍得更好。」他分享在辦理永久居民身份證時,入境處職員曾要求他回內地註銷戶口,還對他說:「應先生,像你這種情況還是有的,我都知道。」原來職員見他面有難色,以為他在內地有很多財產,故不願註銷戶口。應亮笑說:「我說我沒有,他就幫我辦完了。但到今天我還未把內地戶口註銷,所以這是個非常弔詭的處境。」
如果人生是一齣荒謬劇,或許他都已經體驗夠了。此前六年,他一直依靠不同機構接力幫他辦理簽證,有時留港期限只有三個月,試過二○一三年兒子在香港出生數月,簽證卻到期,應亮與太太計劃帶手抱嬰兒乘飛機到泰國;還有兒子一歲多時,一家三口到高雄「旅行」,乘計程車跟着岳父岳母的旅行團到每個景點,藉此相聚。應亮笑說:「很荒謬,最重要是很荒誕。」他把這次旅行化為《自由行》的情節,電影最近獲全美影評人協會特別表揚獎(Special citation for a film awaiting U.S. distribution)。
《自由行》是應亮繼二○一二年《我還有話要說》後的首部長片。他嘆道:「一二年後在香港,因為要解決很多最基本的居留、安全、生活問題,確實是沒有甚麼時間拍電影,尤其是長片。」生活的困難,會壓縮創作的空間,而自由,原來亦會令創作無以為繼。
說到流亡香港的最大困難,他思索一陣後說:「最大的困難,或者說引發我疑惑或覺得需要挑戰的部份,倒不是那些政治權益、人身自由方面。而是在相對自由的空間,自由還沒有完全失去的世界,我能做甚麼?」流亡香港之前,應亮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中國獨立電影工作者,「不論你當時做創作,還是獨立電影策劃,或是獨立電影工作坊,都處於對抗狀態,因為對方(政府)力量很大,不知何時會來關停你。」極權社會下,所有行為彷彿都帶有對抗性質。然而當內地自二○一一年起陸續封殺獨立電影節,當他來到香港,卻失去對抗的理由。「為甚麼我是不可取代的?為甚麼在這樣的地區,我還要進行社會工作?」他說:「好像已經結束了,過去所有的,所謂的有目標的那一些行為。」
忽然「自由」 頓感迷惘又孤獨
伴隨迷惘而來的,還有孤獨。「當自由、生活的空間突然出現,很孤獨。作為流亡者,其實身邊的人都無法了解我。」他看着遠方的海,緩緩地說:「這件事情是無法解決的。」
應付着生活的種種難關,他慢慢想通,作為有一定拍攝經驗的電影工作者,他在華語地區的流亡經驗相當罕見,亦因此他不再需要顧忌內地市場。二○一五年,他交出以雨傘運動為主題的短片作品《九月二十八日‧晴》,作為創作恢復的開始,還一舉奪得第五十三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而關於《自由行》的創作源起,他解釋:「《自由行》就是我流亡在外四、五年,迫使我要表達的一個作品。」
成為了父親 連結感更強更憂心香港
這是他一個自我反思的機會,也是給孩子的一份禮物,讓孩子參與電影拍攝過程,見證親身經歷化為銀幕光影,了解爸爸的工作、爸爸的故事。應亮還邀請到香港女作家、編劇陳慧幫忙編寫劇本。因為陳慧翻閱劇本後的一句:「你根本沒有反思啊,這根本就是你的故事。」
他把電影主角從男導演變成女導演楊樞,又按陳慧意見為楊樞安排一個香港人丈夫、因意外懷孕而生育的兒子。
電影滿佈應亮的影子,卻不全然訴說應亮的故事。例如二○一三年兒子出生,應亮說:「之前沒想過要有孩子,跟來香港後有了孩子,都是在計劃之中的。」在內地生活時,他與太太沒信心在得不到保障下的環境孕育生命,「這說明我很絕望,我們都很絕望。」他續說:「來香港以後,我的絕望得到緩解,因為看到不一樣的華人社會。儘管她在衰亡中,但我們還是有機會去爭取,在衰亡時有機會和育成一些事。」
他說:「兒子出生後,我對於家(香港)的連結感肯定更強了,因為家庭完整了,我成為了父親,人生階段不一樣,然後也更憂心香港了。」
成為香港人 仍有虧欠與deadline
又例如電影中楊樞母女相見,現實中的應亮卻不忘澄清:「我們到現在都沒有見過我的父母,他們比較擔心(見面的後果),身體也不太好。」然而現實與電影總是難以割捨,應亮被上海公安局起訴後,警察曾多番騷擾其父母。他坦言與楊樞一樣,對父母有所虧欠。「可是這說出來沒有任何意義。人人都會自我保護,會迴避不去想它,可是現實中它存在,同時我的人生會有deadline。例如我的家要搬遷,像電影中的一樣,那時候就絞動了這根deadline,想着要怎麼辦,我甚麼都做不了。總有一天我父母的身體會越來越差,離開這個世界,這個deadline又會再次提醒我。就是這樣。」
「現在我已經在香港七年了,也取得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到了下一個階段。可是deadline依舊存在,我要怎麼以電影回應它呢?」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那年那天,二○一四年雨傘運動,防暴警察在二十八日黃昏至二十九日凌晨施放八十七枚催淚彈,應亮在放完催淚彈後趕到佔領現場,那天晚上都待在中環。那時他住在長洲,來往中環、金鐘很方便,「幾乎每天都會來走一走、看一看。」
「對香港,我是沒有失望過的」
雨傘運動,政府暴力鎮壓的手段,讓不少香港人對政府、對香港感到失望。但他說:「對香港,我是沒有失望過的。」他解釋:「可能是因為我來自一個完全沒自由的地方,我一直以非常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包括後來大家都很絕望,包括銅鑼灣書店事件,但我看到依舊有很多個體是很強健的,不論是朱凱廸,還是林榮基,人們被催淚彈趕走後又回去……這樣的精神我是看不到終結的。」
他說:「這個部份,至少,至少,還是有機會吧。」
「就像《九月二十八日‧晴》這齣電影一樣,我始終相信,在這個城市有某些脈絡,因為這樣的一件事(雨傘運動),正往好的方向轉變或有一些化學反應。」
未來的電影計劃,他已有好幾個。例如與陳慧合寫的一個雨傘運動下的家庭故事、一個流亡者的愛情故事,還有聖誕節不同階層透過商品交換連結的故事。他說這些故事都從香港的角度思考,透露着香港意識。然而不管他落戶香港多少年、拍出以香港為題的電影,孤獨感、纏繞心頭的deadline,只會不斷提醒他異鄉人的身份。他異鄉人的身份,逐漸清晰。
記者:譚舒雅
攝影:鄭明川(部份圖片由受訪者及高先電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