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第一次讀《傾城之戀》，男女主角築愛巢的那條街印成「巴而頓道」，當然是因為台灣皇冠出版社的校對不熟悉香港地理，「丙」「而」字形相似，沒有校出來。記憶中，最早的上海初版已經執錯字，生米煮成熟飯，就算往後改正也來不及了，粗心大意的抄襲貓闊佬懶理，一錯再錯錯到底，直到近年，某些大陸網站大模大樣剪貼張愛玲，便懵然不察繼續「巴而頓」。我八三年才正式認識香港，不折不扣的外來插班生，本來大有資格加入錯的行列，不虞有詐「而」到海枯石爛，幸好寄居在朱同志置富花園的家，出入常常經過香港大學，瞻天望地周圍贒的好處數之不盡，很快就發現應該和Babington發生關係的是「丙」。朱同志交遊廣闊，周末尤其高朋滿座，有幾個搞音樂戲劇的波希米亞文青住在巴丙頓道，不久之後其中一位當律師的潘先生外遊，我興高采烈報名「坐屋」，自此厚着臉皮自稱和白流蘇范柳原做過鄰居。
在大館巧遇摩登亂世佳人的晚上，手機傳來潘先生死訊，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我第一本書《採花賊的地圖》，是他一手促成的，罔顧初出茅廬的寫手無德無才，不但出錢而且出力，完全是雪中送炭的君子。原本就見面不密，移居巴黎後幾乎斷絕音訊，偶爾和紐約的K提起，大家都聳聳肩說沒有消息。《採花賊》出內地版的時候，打電話徵求同意，他說版權歸作者所有，我歡天喜地收線，書出了也不記得送他一冊。再後來，牛津印修訂版，乾脆連電話都沒有打，一個人可以無禮到這種程度，慚愧啊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