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來香港，是前清宣統年間的事。
一九○九年齊白石應郭人漳所邀，前往其守區即廣東的欽廉地區。據齊白石《寄園日記》﹕該年二月廿二日乘安徽輪船出發，於廿六日午刻抵香港，寓中環泰安棧。直至三月初三再開往海口，繼而轉往欽州。也是說，在去程中曾在香港停逗了一個星期。
同年的七月下旬，返湘途中，復經香港，船泊香港兩日，期間齊白石登岸僅遛躂半日便歸船，復往上海方向去了。此後沒再來香港。
在齊氏日記中，有記其去程途經香港的一些感受。
二月廿六日記有：「夜來之太平戲院觀劇。先以為廣東之劇，可為中國第六七等。今觀此院之劇，較廣東尤醜。殊不足觀，片刻即返。」而翌日記有：「午前之博物院，物頗繁，不勝記載。」
那年代，香港一切是在草創，談不上人傑地靈。而齊白石呢，是慣見天朝文物，以上國衣冠，高人名士，來此海隅。耳目所及，自然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了。所以日記上也自言：「余自由京師歸，觀劇之眼界，所謂五嶽歸來不看山矣。」
本來齊白石都慣有紀游題詠，但這次香港之行，卻無詩紀。相信也是詩興索然了。試想想齊白石此行是﹕無詩、有劣評、倉卒歸船，凡此種種是連類而及了。齊白石是「負此一遊」了。
但事情又會有出意表的。據後來發生的事情而論，香港人卻是很「記掛」這位白石老人。因為在白石老人逝世後十七年，香港曾為齊白石作品作過一次大型的展覽，那是一九七三年。而往後的三十三年，還繼之有兩次的大型展覽。香港人對白石老人的「記懷」，正好補回當年令白石老人的失望。
先說一九七三年的「齊白石繪畫、書法、篆刻展覽」（以下簡稱「首展」）。其時間是九月十四日至十月三日。而展品悉由在香港的十多位藏家借出，統由「香港市政局」轄下的「香港博物美術館」領名舉辦。
一九七三年的展館和一九○九年齊白石所參觀的博物館，同在大會堂，但地點並不一致。當年齊白石參觀的博物館在舊「大會堂」的東翼，其位置是中環皇后大道中一號。但此大會堂在一九三五年拆卸，並在原址先後改建為滙豐銀行總行和中國銀行大廈。
新「大會堂」延至一九六二年建成，分高低兩座，高座頂樓三層為「香港博物美術館」。一九七三年的齊白石作品展即在此間舉行。這次展覽的展品全部借自民間。這不僅讓香港市民能「顯其所藏」，也證明「物歸所好」是保護文物的好方法。而在更深層意義上，則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行為不認同，在一河兩岸上作不同的文物態度展示。
神州「文革」正酣，對齊白石的批判已不僅是語言暴力了，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是抄家、毀墳──齊白石夫婦在北京西郊魏公村兩墓碑同時被毀（是高三公尺多寬約一公尺厚四十公分的麻石碑）。白石老人的小兒齊良末在《湘潭文史》第三輯記有：
「父親的家被抄了。父親購置的房子被人佔住了。我原住的兩間西房也住進外人。我意識到墳地也不會安全，便去掃墓。果然父母墓前的石碑全被挖倒了。石碑還刷了三個大黑字，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能力的我，只能偷偷地在墓前給父母叩幾個頭，揮淚而返。我的心頭充滿了憂愁和悲憤。後來我再次去墳上，一看石碑也不知去向了。我傷心地從墓邊捧了一把碎土帶回家中，這把土留給我辛酸的思親之情與創傷的回憶。」
同樣也是一九七三年，筆者在中華書局海外辦事處、商務印書館香港辦事處工作，那時「北國風光」也影響着「海隅洋場」，此間重印、出版圖書都要審核，遇「齊白石」就要刪除。如某辭典例句「齊白石畫的小雞很生動」，於是刪去名字，要改為泛稱的「他」，變成「他畫的小雞很生動」。「齊白石」這名字是負面的。
後來「四人幫」倒台，對齊的評價開始轉變。大陸文博機構更可以與香港合作展覽了。由是香港遂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齊白石作品展，後來兩次是分別來自北京的中國美術館和瀋陽的遼寧省博物館，都以氣勢和集中亮人耳目，這和一九七三年的「首展」有明顯的不同。
那第二次的齊白石作品展覽，記得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十四日，在香港灣仔香港藝術中心包兆龍畫廊舉辦，由香港藝術節協會、香港藝術中心及中國美術館合辦，題目為「中國美術館珍藏齊白石作品展」。港方搞手是陳贊雲，代表北京中國美術館來的是董玉龍、陳奇峰。他們都跟我說，展覽非常成功，兩三個星期的展覽，參觀者超過十萬人次。破了藝術中心所有展覽會的紀錄。也超越了齊白石逝世後中國美術館辦的齊白石遺作展的參觀人數（雖然一再延期，參觀者共六萬多人次）。
第三次展覽則是二○○六年八月五日至十一月廿六日，是在九龍尖沙咀香港藝術館舉辦。題目是「似與不似──遼寧省博物館藏齊白石精品」。此次在展品、場地、時間、布置、宣傳、教育等各方面，佔更大優勢，在藝術館司徒元杰、王雅君等團隊的努力下，辦得有聲有色，盛況空前。
香港只是彈丸之地，在三十三年間為白石老人辦過三次大展覽，除了有經辦者的決心和努力，更重要是香港人對齊白石的熱愛。這可回贖令白石老人「廢然罷遊」的歉疚了。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