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在專欄評了幾句屈穎妍女士的大作，當晚見到一位師長，他邊飲紅酒邊笑言：「咪鬧屈穎妍啦，我好錫佢㗎，哈哈哈！」師長最愛說笑，是正言若反的高人，我望着他的鬼馬表情，猜不透是否講真，唯有隨口應一句：「好呀。」
沒料到師長這句話，對我啟發很大，首先它引發我思考，屈女士鴻文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會經常惹起群眾指罵？思考的結果，連我自己也震驚了：屈女士寫的東西，不管你是否同意，基本上是對世界無害的。假如她說得有理，則對社會有益，固然無害。但假如她寫的東西極度愚蠢，認同她的讀者，也只是本身同樣愚蠢或抱有相近看法的人，其他智力健全或思想正常者根本不受影響，在這情況下，屈氏文章也是對世界無害的。
想深一層，這類文章很不易寫。要長期宣揚歪理，滿足少數重口味讀者的需求，又同時確保不影響社會大多數人，除了作者必須具備公德心外，更要掌握特別的寫作技巧──用最荒謬的筆法，講最荒謬的道理，務求把文章說服力降到最低。這樣的手法，不妨稱之為「極限寫作」（extreme writing）。
極限寫作的最新例子，是屈女士的〈為什麼文明都是錯？〉。全文貌似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護航，說司長要求記者舉手發問，「是幼稚園已學習的規矩」，但事後卻慘遭媒體抹黑為「霸氣回應」、「態度傲慢」。此文荒謬之處太多，例如作者隻字不提：鄭若驊被評為「霸氣傲慢」，主要不因為她叫記者舉手，而是因為她無視公眾質疑，拒絕詳細交代不起訴梁振英的理由。此事明明涉及法治形象，屈女士卻避而不談，反而大講鄭若驊形象，正常人也會覺得荒謬吧？一般人嘲諷鄭若驊，只說她彷彿在教小學生，但屈女士更進一步，最後竟把她類比為「幼稚園老師」，甚至把幼稚園規矩上升到「文明」的高度，這就更加令我相信：屈女士一直寫的，很可能是曲到「玄」的怪論。不信的話，請用這角度重看她的舊作，你會發現句句都似乎有骨（也許我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