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
查先生離去不久，又有一個好朋友走了。本來，我會將一些好玩的事寫在一個叫「一趣也」的專欄，但死人嘛，怎麼「趣」呢？我一向是一個只把人生美好告訴讀者的寫作人，和你又無所不談，所以還是把這些帶有點悲哀的往事寫信給你吧。
記得以前我們都住在邵氏宿舍時，到了深夜還在喝酒，我曾經把我留學日本時認識的一個叫久美子的女人的事講給你聽過。這位久美子，也在最近去世，她比我大八歲，屈指一算，也有八十六了。
消息是新加坡友人黃森傳來的，他們都住巴黎，一向有聯絡。最後一次見久美子，也是黃森帶我去的，是去年的事。當他說起久美子已被她女兒送進老人院，我感到無際的傷痛和憤怒。老母親，說什麼也應該住在家裏的，一講到老人院，我腦子即刻出現電影中的獸籠和虐待。
就那麼巧，我因公事到了意大利，也就去巴黎打一個轉。老人院就在巴黎郊外，我們包了一輛車子，帶着花店最大的一束花。
原來法國的老人院沒那麼恐怖，有點像教堂後面修道女的宿舍。依着房號找到了她。啊，久美子整個人是白色的，臉蒼白，頭髮白，只有那兩顆大眼睛還是烏黑明亮，瞪着我，一臉疑惑，她已是老人癡呆，她已認不出是我，但是不停地望着，帶着微笑，一直問自己，這個男人是誰？
倪匡兄說過，既使會緊握着對方的手，也不表示認得出是你，那是自然的反應，像嬰兒，你伸出手，便會緊緊地握着。
到了探望期限，不得不放開她。
原來久美子的女兒知道媽媽已不能一個人生活，又沒有辦法放下自己的工作照顧，才下此策的，我也只能說我理解，但心中還是對他們有點怨恨。
在留學期間，我半工讀，一面唸電影，一面為邵氏公司買日本片的版權在東南亞放映，當年幾間大日本電影公司都在銀座，我們的辦事處也設在離不遠的東京車站八重洲口，步行還可以到達的有一個叫京橋的車站，再過幾步路，就是「東京近代美術館」，三樓有個電影院，日本和法國的文化交流節目中，有互相將自己的一百部經典輪流上映，法國片放完後就是日本名作，那是我們電影愛好者不能失去的機會。
我買了整個節目的門票，學校也不去了，差不多每一天都流連在美術館中，時常遇到的，是一個長髮女郎，中間分界，天氣冷時常穿着一件綠色的大衣，身材很高，腿也不粗，小腿粗的日本女人一向讓我倒胃，不管面貌有多美，我都會遠避。
也不知道那裏來的勇氣，我終於主動開口，接着的事很自然地發生在年輕男女身上，飲茶、吃飯、喝酒，身體接觸。
當我聽到她比我大八歲時，我也不是太過驚訝，當年和我年紀相若的女子我都會覺得她們思想幼稚，我不記得自己喜歡過比我年輕的女孩子。
久美子出現在美術館看戲，和她的工作有關，當年她在一家叫「UniFrance」的公司做事，是家發行及推廣法國電影的組織，辦公室也是銀座，我時常去玩，從他們的八樓，可以望到隔壁的圓形建築，叫「日劇劇場」，專門表演脫衣舞，滿足鄉下來的日本人和外國遊客的好奇心，我時常開玩笑地說有個窗子能望到舞孃們化粧室就好了。
在她的公司的人，後來談起來，都是有關聯的人，有一個叫柴田駿的，後來娶了東和公司老闆川喜多的女兒，我們一伙經常喝酒聊天至深夜。
來她公司玩的還有一位韓國紀錄片導演Chris Marker，為法國新浪潮電影中一個主要的人物，作品《堤 La Jetèe》1962影響了眾多電影人，連美國科幻電影《十二隻猴子 12Monkeys》1995也從此片得到靈感，大量地借用了片中許多元素。
Chris Marker一見到久美子，驚為天人，非為她拍一部紀錄片不可，結果就是《神秘的久美子 Le Mystère Koumiko》1965，各位有興趣，也許能在YouTube找到。
一天，久美子忽然向我說要到她一生嚮往的法國去了，我當然祝福她，並支持她。我送她到橫濱碼頭，她上了船到西伯利亞，乘火車到莫斯科，再飛巴黎。記得當年送船，還拋出銀帶，一圈圈地結成一張網，互相道別。
這麼一走就像一世紀，她在巴黎遇到一個越南和法國的混血男人，結了婚，生了一對孿生的女兒，後來丈夫離她而去，剩下她一個人把那兩個女兒扶養長大，靠着那單薄的出版詩集稿酬，住在St. Germain區，對着墳場，寫她的詩，不斷地寫。
詩中經常懷念着哈爾濱，她的出長地，後來也回去過，寫了一本關於哈爾濱的書，她似乎對這個寒冷的地方有很深厚的感情。今年秋，當友人們說要去查幹湖，會經過哈爾濱，我即刻跟着去了，半路摔斷了腿，我撐着枴杖，去哈爾濱的地標，俄國教堂的前面，拍了一張照片，我希望下次再去巴黎看她時，讓久美子看一看這張照片，喚起她的記憶，也許到時久美子會認得出是我。
遲了，一切都遲了。
再談
蔡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