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產汽車主席戈恩低報五年薪酬共五十億日圓（約3400萬英鎊）因而被日本警察拘捕，震動國際汽車業，一位長期威風八面、位高權重的行政人員怎可能低報薪酬呢？日產的內部稽控（查Internal audit）人員及向日本稅務局填寫報稅表的人員，怎可公然造假而不被發覺，若不是五年後卒之有人看不過眼，秘密通水的話，戈恩大概還可以隻手遮天，橫行多幾年。低報薪酬，形同逃稅，既欺騙股東，股民和稅局，日產董事局也懵然不知，所有執行董事和獨立非執董都難逃責任（雖然獨立非執董往往是無辜的），在各國股市監管機構（證監）大力強調公司管治的21世紀，日產主席出事，是一個大諷刺，也是一個警號，商界往往有大人物貪得無厭，肆意使用公帑之餘，還小器得低報薪資。經濟學往往強調Maximise subject to constraints（在有制約條件下最大化），很多人過份注重maximise，卻忽略了重點是constraints，沒有制約條件的話，數字上最大化的數值是無限大。這位經營之神戈恩先生在日產掌權19年，任期太長，太威風了，便真的以為自己是神，在他眼中，所有制約條件都不存在，可以放肆地追求「最大值」，於是買樓入公司數，生活費用入公司數，視公司CFO如自己的私人掌櫃。怎樣監控這樣自以為是的大人物呢？每一個董事會都應為主席及CEO明文規定「行為制約」，例如任期最長不超過10至15年，公費津貼有上限，私人財產要給董事會一個年報，買賣股票和物業、古董、名畫等等必須通知董事會，他的報稅表須事先經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審核後才交給稅務局等等。或說甚麼constraints都是假的，刑不上大夫，當事人總會有「擦鞋仔」為他弄虛作假。這可能性不能排除，當所有法律和行為制約條件都失效時，便只能依賴當事人的道德制約（moral constraints）！很多年前一間銀行倒閉，該銀行一位職員向左丁山哀嘆：「怎麼可能呢，我們銀行的規矩很嚴，也很保守，等閒不易批出貸款的。」後來案情大白，原來是董事長自以為沒有制約，沒人管得他，涉嫌挪用公款作私人投資，及批出貸款給有關係的公司。在董事長那一個層次，只有道德制約才可以管得住他，如果他還有道德觀的話。戈恩顯然眼中只有金錢觀，沒有道德觀，即使在大學讀MBA，這個道德制約概念是沒有教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