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筆者由馮統一先生引領去北京後海張伯駒住處,那本來是大宅院,文革間由多戶人家鳩佔,變成大雜院了。時張伯駒剛往生,客廳尚懸遺照,筆者為肅立鞠躬致意。並與張氏遺孀潘素,女婿樓宇棟略作寒暄。
今年,是張氏誕生雙甲子之年,集古齋舉辦張氏文獻資料展覽,同時由榮宏君主持有關研究張氏的公開講演。
中華書局出版的《張伯駒牛棚雜記》其祖本也同時展出。是展櫃中「甩皮甩骨」的一本筆記本,正是張氏受難期間的「交代」材料。是由榮宏君整理編印成書。
《牛棚雜記》是一九六八年張氏被抓捕後的八個月中所寫,行文充滿「時代氣息」。而其自我批判、自我矮化的交代,也不乏拉大旗作虎皮。在字裏行間,紛披可見。例如:
「五三年我將所藏唐李白『上陽台』真跡呈獻給毛主席,因為李白書法渾厚雄壯,正合乎毛主席的氣概。」(頁九六)
「五三年,我愛人潘素與北京老國畫家合畫冊頁,祝毛主席五九大慶,蒙毛主席春節賞賜禮物,一個普通婦女承當代馬克斯列寧、偉大世界革命人民偉大領袖這樣的恩遇,是一生也夢想不到的,至今所賞賜盛餅乾的筒還珍重保存。」
說到這裡,張又再舊事重提:
「我五三年呈獻給毛主席唐李白《上陽台帖》,蒙主席命辦公廳賜予回信。我列入右派後,毛主席的秘書在文物商店寶古齋說:張伯駒還是有功於國家的。」
「我夫婦是舊社會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何敢當毛主席這樣的眷注。」又說「應當如何感激涕零」。(頁一○六)
張氏這麼寫,表面上尊崇毛,實質用意是讓專政人員能善待他。
張氏行事純然是書生之氣,只因他不是重點人物,當然沒置之必死。但悔罪而實為表功,頻頻「揚舊事」,其實是易招兇險的笨着。
更要提及的是一九五三年毛主席花甲大壽,張伯駒通過中央統戰部徐冰奉獻李太白《上陽台帖》與毛(毛只觀賞幾天即轉故宮,囑中辦回感謝信並附寄人民幣萬元),五六年更又捐獻了《平復帖》《遊春圖》等八件劇跡與國家。當時羅隆基就認為張的舉措是呆子。張說:「羅隆基常買假字畫,有時打電話約我到他家鑒定字畫,我亦認識到羅隆基是政客且有外國習氣,我避免到他家去。」(頁八十二)這裡明確對羅有看法。接着說:「五六年我將所藏晉、唐、宋、元書法捐獻給國家,這一年到他家,他說我是書呆子,說我:認為所藏這些古代法書珍貴的了不得,共產黨看了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豈止一萬封,還記着你的信!你如果想一個位置,由我們推薦就行了,無需多此一舉。」
這令張氏不悅,張謂:「我對羅隆基的話一言未答,以後我也不再到(他)家去。」(頁八二)
這事也不能說羅隆基全錯,而張氏也非全對。那時羅隆基是「民盟」的負責人,而張氏是其屬下民盟成員。但張私下向友黨捐獻卻先不知照「民盟」,便自行和統戰部長徐冰接洽,即使於理無虧,但從組織上和人情上而論,也總有點欠妥吧。大概羅隆基為此多說幾句也是情理中事,沒想到卻却給兩人之間留下了遺憾。
張與陳毅交往,是始於一九五七年夏。一九六一年九月,張氏伉儷準備去吉林。「陳總派車接我到中南海見面」。「陳總問我……右派帽子摘掉了沒有?我說:還沒有摘掉。陳總說:你是舊文人,難免性情孤僻,新事物知道又少,或為人所不諒。你的一生所藏的書法精品都捐給國家了,你還會反黨嗎?我同他們說給你改一改好了。……你到吉林,我對那方面關照一下。」(頁二七、二八)陳說的「改一改」,就是要給張摘帽。陳說的關照一下,是請老部下吉林一把手于毅夫、宋振庭關照張氏。於是張氏便被安排為吉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夫人在藝專教學。(頁二十九)張氏與陳毅的交往,從沒與旁人說。宋振庭好奇,問張氏怎樣認識陳,張說:「陳總能做詞,我也做詞,這樣認識的。」文革間陳毅被批鬥,張於憤慨之餘,填《金縷曲》寄意:
「塵劫何能躲,奈升沈,紛紜此世,其中有我。但便淤泥蓮不染,微笑點頭也可。舉目盡,煩煩瑣瑣。覆雨翻雲成與敗,在旁觀只是鄉人儺。論功罪,互因果。
池魚殃及城門見。更娥姁、牝雉鐘室,居心叵測。富貴豈堪安樂共,未許客星犯座。寧披髮,佯狂衽左。換骨脫胎非易事,草螟蛉、終竟難成蜾。且爭看,一剎那。」
張氏直把江青比作呂后謀害漢高袓功臣。該詞卻被造反派抄家時發現,於是判定張氏是攻擊江青,也即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自然是現行反革命了。張被抓捕關了八閱月,最後省革委會結論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一九七二年一月陳毅逝世。其時張氏伉儷雖已潛居北京,但反革命之身,是不容參加追悼會的,乃以輓聯呈張茜懸靈堂,云:
「仗劍從雲作干城,忠心不易。軍聲在淮海,遺愛在江南,萬庶盡銜哀。回望大好河山,永離赤縣;
揮戈挽日接尊俎,豪氣猶存。無愧於平生,有功於天下,九原應含笑,佇看重新世界,遍樹紅旗。」
那次毛澤東臨時參加弔唁,看到此聯,吟誦俄頃,並問及張伯駒,張茜略陳張氏困厄,毛轉囑周總理過問。周即落實善後。但那「反革命帽子」,直待到江青被捕之後,還要再等兩年,也即是一九七八年才得以正式平反。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