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醒來，收到朋友或是噏（WhatsApp） 一則問：點解今年死咁多老人家？我端詳良久，感覺問題內有玄機，稍加參透，乃沐冠而答：因為他們都老了。我想起了當年小布殊總統面對記者問：為甚麼汽油那麼貴？小布殊答：因為汽油來價貴，所以售價貴，倘若來價平，售價就會平。還輔以高高低低的比劃手勢。人高壽或高位，就算是說一兩句簡單的話，也會充滿玄機的。比如說，叫人「量力而為」，本是老生常談，但超人說來，便是智慧，那腔潮州音，不是一般人學得來。
朋友也建議，可否寫一則關於近期大舉移民遷界的名人逸事，我又猶豫了半天，發覺這批大小移民，都不過是我工作時期的偶然相遇，談不上熟絡，所以不夠寫一篇「我的朋友胡適之」之類的文章，頗感寂寞，唯有坐井而觀各方墨客之憶逝文騷，當中卻看出很多話中有話、言中有意來。高壽高位名人平生多姿釆，當中有老生常談的經歷甜酸苦辣，其他便是偶然撲面而來，而又稍縱即逝的機遇、名利取捨的抉擇和人性的反覆，有驚濤駭浪的安危，途中也有慶幸與懊悔，但面對人前，則多說「我今生無悔」，所以Édith Piaf的Non, Je ne regrette rien那麼扣人心弦。
政治文化學者、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W. Pye） 在〈朝臣與官僚〉（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中歸納西方歷史學、政治學界對中國的觀察，一方面禮節上景仰讚揚中國文化的偉大，另一方面亦不約而同認為中國人普遍缺少了全面的複雜人格 （……People without the full range of human complexities）。我則樂意將其理解為中國人着重於生存，理想卑微，亦即民風淳樸。
我以前喜歡聲樂，入音樂製作行業之後，接觸過很多老前輩，其中一位是藝術歌曲唱家，並有機會共襄製作，途中發現藝術家在金錢上頗多計較，對別人亦經常過取，甚至多不切實際的取酬幻想。當年尚帶理想主義的筆者自然對其印象大減，直至一日聽他閑談時說了一則故事。
如我父親那代，很多人都在四九年後陸續來到香港，歌唱家隻身來港，落腳於朋友家，都是新移民，人浮於事，口袋身無分文，每天不知道明天有沒有飯開，飢腸轆轆大概過了三兩天，朋友霍然而起說：有辦法！來，今天包保有大餐吃！……那天他們各人捐了一大包血，然後拿了錢去鋸牛扒，相信那是他們人生中最難忘的一頓盛宴。
內地歷史學者張宏杰寫過一本〈飢餓的盛世〉，特舉乾隆年間英使馬加爾尼來華所見的老百姓生活景象。雖說盛世，人民卻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還要受官員鞭笞差使。這種飢餓的恐懼，構成了民族的集體潛意識，可能不在一兩百年之間可以磨滅，要短期內發展全面的複雜人格，可能便是一種奢望。我們無需崇高的宗教信仰，只需求神拜佛，畫派不多，音樂曲目少，但已足夠百看百聽不厭，也不需要童話，只需要孝順，我們自商朝已懂得營商，便不需要特別發展甚麼經濟學理論，也不要搞甚麼哲學，至於政治體制，我們經常處於超穩定狀態，所以叫做「大象席地而坐」。
民國時期教育家黃炎培憂人民欠工作技能，積極推廣職業教育，深得普羅百姓的愛戴，遷遊時群眾夾道相送，媲美天王巨星。但他總有一點想不明白，為甚麼我們的國情，好像經常都在惡性循環。他請教毛主席：「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主席慈祥的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我一時間以為自己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
悼名人偉人，叫做蓋棺定論，堂上千篇一律「哲人其萎」，既然是笑喪，倒可風趣點，題「豐衣足食」、題「搵食啫」，也或無不可。這幾個禮拜天下太平、萬邦和諧、維港無恙，無聊就此閑話一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