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九子案開審第一日，鍾耀華反問檢控官：「何罪之有？」這簡短的一句反問，讓我一下子回到了八九民運的王軍濤案，辯護律師張思之結案陳詞，反問檢控官：「果如是，又何罪之有？」
八九六四後好長一段時間，我腦子裏一直都是王軍濤的自辯詞：本來我不該在法庭上為運動中不該我負責的事情和觀點辯護，對它駁雜的內容，我也很難苟同。但是，當我看到那麼多人詆毀運動時，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死者呢？那些死難者無法為自己進行任何辯解。
記得當時跟自己說，既然做出版，就要把自辯詞印出來。（但沒想到這麼小的一件事等了二十五年後，才得以親手在張思之回憶錄中全文鉛字印成書。）
我說不上認識鍾耀華，他和其他的學生領袖在台上質詢林鄭時，我只是和普通市民一樣，在台下為他們鼓掌，也為他們捏一把汗，畢竟他們都還只是家裏孩子一樣大，誰會讓自己的孩子去捲起這麼大的風浪。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反而是他們的勇氣和堅毅，一度帶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和希望。
雨傘落幕兩年後，鍾耀華和張潔平約我，他們要出一本書，就是後來那本《香港三年》。他們意難平，「持續長達七十九天，然而，運動遭遇了並不多見的結局：未有獲得任何讓步，也沒有遭到暴力鎮壓；洶湧的民意落到了香港特區政府與北京中央政府之間的怪異陰影裏」，他們不願就這樣無聲無息無疾而終。那時他剛畢業，不再是學生，兼職做採訪，在元朗街市裏租了一個小小的攤位，賣新書舊書，他沒說，但我在想，如此功利掛帥的香港社會誰會聘用一個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呢。一這麼想我就愧疚得抬不起頭來。見面的時候除了談書的事，難免會碰到如何走下去這樣的話題，他好像也感覺到我這種無關痛癢的關心，只會苦笑一下，但瞬即眼神透出的則是一種倔強。
我讀過好幾遍他寫的岑敖暉採訪，他們形容自己有點像「贖罪」：「因為公民社會在雨傘運動後所發生的事，以及學聯在之後面對的退聯潮，其實自己有份造成，雖然有其他社會因素在起作用，但個人還是要負上責任。」
至於我，好像看到這樣的情景，鍾耀華岑敖暉，兩個大孩子你拉我扯，一路從中文大學山上走下火車站，突然間岑跟鍾說以後我們點算：現時罪名纏身，誰願給予機會？既然如此，我們自己創業，做小販？被警察驅趕怎辦？重奪街道，命運自主！他們大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