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昨）除了禁演的劇目，那些不禁演的戲也是要經過修改後，即經過「保存民主性精華，剔除其封建性糟粕」才可放行。這樣，在禁演與上演之間，就存在一個非常廣闊的搖擺地帶。既然需要經過修改後才能上演，那麼如何對待這類劇目的修改標準與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了傳統戲曲的命運。各級政府的文化機關都在禁戲、審戲、改戲，改不好就批戲。而這個審戲、改戲的工作又直接與文化官員的認識水平、個人修養、工作作風，緊密聯繫在一起，特別是看一個地區黨政一把手的認識和態度。可以說，戲曲改革的起起伏伏，藝人的生生死死，完全在於中共官員的寬寬嚴嚴和文藝政策的左左右右。
我反復講過彭真做北京市一把手，能容許譚富英（鴉片）、裘盛戎（嗎啡）馬連良（杜冷丁）以及關肅霜（杜冷丁）吸毒，也能容忍馬連良給解放軍唱戲要錢。今天的演藝圈吸毒大多是海洛因，從前梨園行的習慣是抽大煙。藝人以為抽大煙可以提神，還能潤嗓，其實害處是很大的。民國二、三十年，一般伶人都抽。舉個例子吧──京劇名藝人譚富英，出科搭班不久也抽上了。他不是自己主動去抽的，是父親叫他抽的，老人家覺得一來潤嗓，二來人的心思就簡單到一個「抽」上，好管束。譚富英每日吞雲吐霧，人愈發消瘦。有人形容說，秋季，人穿夾衫他穿棉；冬季，人穿棉衣他穿皮。後臺乍見譚老闆，還能嚇一跳，髮長而面青。可等他「扮」上，就容光煥發了。煙癮過足後，嗓子也大亮，且越唱越亮。這個「抽」的習慣，經彭真特批保留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破「四舊」，抄家抄出煙槍為止。
官方提倡的思想改造和戲曲改革，是從生活的文化姿態和藝術的文化表達兩個方面，一齊動手。從「戲改」到「反右」，成功實現了國家、政黨對劇團、劇目、演員的全面控制：從吃飯到住房，從戶口到結婚，從演出到放假，從思想到行為，都由「單位」控制，「單位」則被黨團組織控制。也就是說，黨團組織以制度化方式實行了從對劇團到演員，從政治思想到藝術業務最有效的管理。幾十年間，戲曲只有一九五六至五七和一九六一至六二兩個極為短暫的相對比較寬鬆的時期。短暫得沒有痕跡，也無更多的成果。一九六四年以後，官方開始自上而下地提倡現代戲，現代戲的概念不單是時間概念，更多的是指革命歷史題材和一九四九年後的社會主義時期，凸現意識形態色彩。
革命的領導者以各種方式、方法提醒和教育知識分子和藝人：在戲臺上別看你們光芒四射，但在革命面前、在政權面前、在無產階級面前，你們都是無知、無力、無能，也無用。藝人臺上唱什麼，文人筆下寫什麼，都得聽從領導，服從於政治。不斷的政治運動使藝人從裏到外、從形到神，不斷地進行簡化、淺化、粗化和「淨化」。其實，毛澤東從延安時期開始，就在竭力宣傳和提倡思想標準化與生活標準化了。到了「文革」，則發展成為以暴力手段進行個人情感與生活方式的徹底改造。
有人問了：對戲曲藝術的改造，他們不抗爭嗎？問題是他們拿什麼抗爭？傳統文化，特別是民間藝術，儘管流傳久遠，有着豐厚的實踐成果及其經驗，卻沒有建立自己理論體系。拿戲曲來說，自十二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就產生了數量可觀的對詩詞曲話、曲律曲譜、戲曲小說的序跋評點。這一漫評雜談和實錄形式，成為中國戲曲學科理論的獨特樣式。在嗣後的數百年時間裏對戲曲實踐起到了推動作用。到了二十世紀，由於有像王國維這樣的國學大師涉足，中國戲曲研究才成為一門學科、一門學問。因為視野緊窄，手段拘囿，也缺乏一定的理論感和思辨性。因此就其藝術本質、本體研究而言，中國戲曲理論始終處在十分微弱稀薄的階段。別說跟馬列的文藝理論對抗，它也不是蘇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理論體系的對手。
藝人、包括有成就的藝人又是一個脆弱的群體，舞臺適應性強而生活適應性差。他們既難以像文人那樣做到對現實人生的精神超越，也無法像農民那樣守着一份審慎安份的卑微心態。一旦覺得生活裏沒了樂趣，舞臺上沒了位置，啥念頭都能生出來。所以，他們中的許多人私下裏都羡慕梅蘭芳──羡慕他能迅速地離開人世。梅蘭芳死得那麼安靜。如果從前還是在悲悼一個藝術生命的過早結束，那麼現在則慶幸一個生命藝術的提前完成。
一九七○年北京城的一個傍晚，裘盛戎和給他整理「談藝錄」的一個朋友，在和平門相遇。裘盛戎面容消瘦，兩人相對無言，一場「文革」給人以隔世之感。
友人問：「您從哪兒來？」
裘先生答：「剛看病回來。」
「什麼病？」
「大夫說腸子有疙瘩，也許是癌。」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
友人說：「您怎麼還逗呀！」
臨別，裘盛戎用眼睛直直地看着友人，小聲地試探着問：「咱們的東西（指〈裘盛戎談藝錄〉），丟了嗎？」
友人搖搖頭，沒說什麼。分手了，也永別了。
這個細節，是我從這位友人後來撰寫的文章裏讀到的，每一個字都讓人心痛。儘管後來裘派藝術獲得極大盛譽和廣泛普及，繼承人頗多，有「十淨九裘」之說。但藝術家本人生前未獲應有的人格尊重，是絕對不可原諒的！後來，這些頂級藝人都由相關單位舉行過誕辰××週年的紀念會。文化官員和藝人子女都登臺講話，表達緬懷之情。這有什麼用？頂多是個安慰。
藝人踏着舞臺的波濤而來，被革命的狂濤裹挾而去。兩波之間，請扳起手指算算：他們的藝術生命攏共才有多少年？
「蘭花指」之後，我大概不再寫小說，也許不再寫伶人。
這是我歸結，也是我的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