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的演講稿因禁傳而成為了朋友群組通訊中的巷議。內容不外兩點：一指「過去500年，中國在發明創造方面乏善可陳。……在發明創新方面對世界的貢獻幾乎為零……」，另外便說，要「持續提升中國人享有的自由，……才能使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教授所據，為2009年傑克·沙洛納（Jack Challoner）編撰的〈改變世界的1001項發明〉（"1001 Invention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陳列數據和事實最殘酷，這種「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論據，自然少傳為妙。傑克·沙洛納不是第一個持這論據看扁我們的洋人，遠於1835年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出版的〈民主與美國〉（"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便無啦啦提起了中國在過去幾百年已經再沒有創造的活力了。
回帶500年，最早到現場發現我們缺乏創造力的是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結交了不少明萬曆期間名士、貴人，包括官二代瞿汝夔，字太素，本一心向他們傳教，但瞿太素最有興趣的，則是利瑪竇帶來的西方科技知識，視之為煉金術神器，憧憬可以點石成金。瞿太素成為了利瑪竇的學生，後來成材，生活點滴詳見於《利瑪竇中國札記》。這本札記於利氏身後集成，也揭示了他對中國人性格的印象和批評，幾與數月前面世的《愛因斯坦遊記：遠東，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The Far East, Palestine, and Spain, 1922 - 1923）異曲同工。利瑪竇細數的很多國人病癥還流傳至今，包括夜郎自大、驕傲乃出於不知道有更好的東西、中國只有道德哲學，沒有邏輯規則、大臣們作威作福，人民十分迷信、把所有外國人視為沒有知識的野蠻人等等。這條東西文化心結樑子結了這麼久，難怪牙齒印這麼深。
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是永樂三年（1405），終於明宣宗宣德五年（1431），早利瑪竇來華百五年左右，當時可以做出44丈長的大寶船，在沒有GPS或六分儀使用底下，靠觀天文定位與羅盤導航，直達東非，繞了半個地球，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要早七、八十年，絕對有資格稱為當年的海洋大國。但歷史總是令人摸不着頭腦，鄭和七下西洋之後，種種政治原因，我們捨棄了發展活潑、浪漫和具有探索精神的海洋文化，而選擇了回到鎖國固封的土邦文化，直到清末1860年，老佛爺看見大沽口英法聯軍會飛一般的船堅炮利，才如夢初醒的要搞洋務運動，但又出了一個騎呢的、欲迎還拒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這種思維，至今仍在靦覥。
張教授認為要「持續提升中國人享有的自由」，我則認為於事無補。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認為人要建立出人格自由，才可與創造意識締結，貢獻創造而不辱生命。倘若人缺乏了這種意識和人格素質，縱使擁有客觀的政治自由制度，也沒有創意可言。舉俗例說，我們只關心吃香喝辣、唱K打機、看〈延禧攻略〉的自由……，捨此而無他，則雖得偌大的自由空間，亦會手足無措，不然便用來碰瓷、撒賴，若慣了奴性生活，得自由也只會用來選擇奴性。我們看過經典電影〈巴比龍〉（Papillon），〈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知道有些人坐牢坐得久了，便懶得出獄。或者要像三寶太監一樣，要閹了才得到信任，才有出國機會。
個人認為，我們如果不能夠放棄、改變一些或已失效的價值觀，摔掉「厲害了，五千年」的包袱，並且從仇恨心的束縛解脫開來，做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則怎樣提倡或效法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都難以成就，更難望沉痾頓愈。
生平最怕遇上視實用主義為硬道理的人，實用主義稍下移即成「拿來主義」，「利己主義」，對探索原理真相、結構宏觀毫無熱誠，亦永遠攀不上發揮創造的門檻。唐朝號稱開放，科舉制度堂皇，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記唐太宗巡視考生時「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視選才如選美，雖疑為設計對白，但自此士子「千里求官只為財」及甘為皇家奴妾則確成風尚。
今日得功名而為官者既「困于酒食」，復「困于赤紱」，看來仍是生生不滅。張教授禁稿積極樂觀，鼓舞人心，則非赤子之情難以為也。